三、结 论
自宋学在北宋仁宗庆历间兴起后，众多学派在疑经惑古的时代思潮中纷纷而起，把易学看作是配合新政、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易》学以其独有的繁复结构和“明体达用”的功能为宋代学者所看重。无论哪一学派，只要不治《易》，就难以构建其学术体系；而治《易》无特色，也难以在宋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宋代学者治《周易》，尽管都承认“明体达用”、“经世致用”的原则，但在具体实践上，其学术思路和政治理念并不相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由于《序卦传》成书太早，到了宋代，其理论表述上的苍白无力已使它难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胡瑗的《周易口义》在解说《序卦传》时，已做了尽可能的发挥。但受其结构局限，胡瑗的解说仍存有明显不足。
王安石解《周易》，稍晚于胡瑗。彭乘的《墨客挥犀》记载：王安石在担任知常州时，有一天，府衙中举办宴会，当艺人表演滑稽戏时，王安石忽然大笑起来。由于王安石平日较为严肃，一般不轻易发笑，因此负责筹办宴会的官员便厚赏了表演艺人，称说：“汝之艺能使太守开颜，可赏也。”有人也怀疑王安石并不是因此发笑，便在事后找了个机会问王安石：“您那天在宴会上为什么发笑？”王安石回答：“那天在宴会上，我偶然悟出了《周易》中《咸》、《常》不称《恒》卦，是避宋真宗赵恒之名讳。二卦的微言大义。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王安石知常州的时间为嘉祐二年（1057）至嘉祐三年。可见在此期间，他尚未完成《易解》一书。
“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7］（卷11《铨选资格》）在这一时期，王安石治《易》，一方面是为了创建自己的新学派，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改革北宋政治的弊端而梳理政治思路以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作于这一时期的《易象论解》，也并非只是为学术的标新领异而作，而更多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基于此，王安石在《易象论解》中，依据六十四卦的顺序，模仿《序卦传》的形式，从心性修养、政治教化的角度，对“易象”的相互关系作了重新诠释，使其具有了许多新的意义。
尽管王安石的努力最终并未获成功，随着其“新学”体系在南宋的全面崩溃，后来治《周易》者所认同的还是《序卦传》，而不是《易象论解》。但《易象论解》作为王安石《易》学著述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我们认识《序卦传》的不足以及王安石的《易》学思想乃至宋《易》的特色，仍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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