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王夫之务实求真的实有思想置于清初社会背景中考察，发现他的上述观点与当时学术思想的总体趋向有关。清初学界，承晚明倡导实学之后，在批判理学空谈虚理的同时，继续采取去虚就实的治学路径。顾炎武指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其锋芒所向，便是王阳明心学。如同魏晋人清谈谈老庄一样，明末清谈谈孔孟，这种尚虚不务实的学风，最终造成国破家亡的局面。因此，他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替“明心见性之空言”。费密提出中实之道，说：“何谓吾道?曰‘古经所载可考也。谓之吾道者，所以别于诸子百家偏私一隅，而自以为道，不中不实也。中而不实，则掠虚足以害事；实而不中，过当亦可伤才。”“既中且实，吾道事矣。”(《弘道书》卷中，《吾道述》)他所谓的实，即实有，“实则日用寻常”。(《弘道书》卷下，《圣门定旨两变序记》)既要实，又要中，实行中实之道，着力于日用之事，才能避免蹈虚。陆陇其说：“子夏是想实行之人，因思实学之重。学字对行，则便专指穷理一边。大抵天下无实之人则不成世道，然实行必由乎实学。”(《松阳讲义》卷四)他主张实行，但实行必须由实学，即从对自然有个实在的认识开始。颜元提出“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存学编》卷二，《性理评》)李塨提出“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立足于现实学以致用，说：“古之学一，今之学棼。古之学实，今之
学虚。古之学有用，今之学无用。”(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三，三十一岁条)主张以古代的实学代替当时的虚学。几经努力，清初社会讲求务实求真蔚然成风。这种务实之风广泛地渗透到学术诸领域。 ·
在天文历法上，清初学者重视实测。如王锡阐注重实践观测，强调验天，他说：“验于天而法犹未善、数犹未真、理犹未阐者，吾见之矣；无验于天而天谓法之已善，数之已真、理之已阐者，吾未见也。”康熙二十年(1681年)“仲秋章已朔日”日食，他采用自己的方法，结合《大统历》、《崇祯历书》对其进行三次预报，然后写道：“其合其违，虽可预信，而分妙远近之细，必须验天而后知。备陈三法如左，以俟实测。合，则审其偶合与确合；违，则求其理违与数违，不敢苛合以欺己。”(《推步交朔序》)自己验天的结果，合也好，违也好，不求之于主观，而是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这是一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史学上，他们侧重实地考察和文献的钩稽，所得出的结论大都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在文学上，清初诸大师批判晚明形式主义的复古摹拟之风，倡导从社会现实出发的一种健实文风。
在经学上，顾炎武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的治学方法论，倡导对经学的实事求是研究。费密强调，儒家经学“以实验之”，“自魏晋清谈而变。宋儒又自主静起，至致良知而极，数百年儒道悉成浮谈。”(《弘道书》卷上，《古教定制表》)宋儒之所以空谈，是离经言道，在他看来，经与道是统一的。毛奇龄主张注经“必藉实据”。文字训诂不能主观臆断，要有实据。注经切莫先立一义，找不到证据就自造字诂以证实自己的臆说，强迫经义就己义，而应从文字训诂中去阐释经义。另外，引证
史实也要有据。他十分重视对史实的考证和校勘，从史实出发严格立论，得出的结论才真识可靠。
陈确、胡渭、阎若璩从考据出发，直指宋儒所谓的儒家经典不真实性。陈确对《大学》的权威性提出质疑，称：“大学首章，非圣经也。其传十章，非贤传也。”否定《大学》为孔子、曾参所作。因为，“其言似圣而其旨实窜于禅，其词游而无根，其趋罔而终困，支离虚诞。”(《陈确别集》卷十四，《大学辨一·大学辨》)否定《大学》为先秦的作品。胡渭从实际出发，系统地清算了宋易中的图书之学。他说：“诗书礼乐春秋皆不可以无图，唯易则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白黑之点，九、十之数，方圆之体，复姑之变，何为哉?
其卦之次序方位，则乾坤三索、出震齐巽二章，尽之矣，图可也，安得有先天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从何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范，奚关卦爻?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参同契、先天太极，特借易以明丹道，而后人或指为河图，或指为洛书，妄矣。妄之中又有妄焉，则刘牧所宗之龙图，蔡元定所宗之关子明易是也。此皆伪书，九、十之是非，又何足校乎?故凡为易图，以附益经之所无者，皆可废也。”(《易图明辨》卷首，《题辞》)否认河图洛书与《周易》有关，河洛图式解八卦为后人所杜撰。邵雍的先天易学出于道教的炼丹术，亦非《周易》原义，至于朱熹承邵氏所列诸图皆为不实。从史实出发推倒了宋易先天图书之学，还《周易》本来面目。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疑案进行梳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史实证据出发，旁证博引，疏通辩证，一一揭出东晋晚出本的作伪依据，断言：“晚出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礼，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古今尚书疏证》卷二)那么为理学家所推崇的《古文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孔门心传，原来是伪造的。这些史实的考证，使“宋学已受致命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五)也就是说理学立论的根基被拔掉，经学的研究踏上健实之路。
在这种学风的推动下，清初对自然的认知采取务实的态度。方以智提出“盈天地间皆物”的命题，说：“盈天地间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见所用，无非事也，事一物也。圣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里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物理小识·自序》)这里的物以超越具体的事物，包括自然和社会，具客观存在的特点。这个物也就是气，“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物理小识》卷一)傅山提出“气蒸成”的命题：“老夫尝谓气在理先，气蒸成者
始有理，山川、人物、草木、鸟兽、虫鱼皆然。若云理在气先，但好听耳，实无着落。”(《傅山手稿一束》)气是物质实在，无所主宰，“何物主气也，何物主理也?”这气“氤氲变化，无古无今。”(《霜红龛集》卷二十六，《失笑辞一》)黄宗羲提出“盈天地皆气”说：“若气不能自主宰，何能春而必夏，必秋，必冬哉?草木之荣枯，寒暑之运行，地理之刚柔，象纬之J顷遂，人、物之生化，夫谁使之哉?皆气之自为主宰也。”(《明儒学案》卷三，《崇仁学案三》)自然界季节
的变化，包括人在内的物种的生长化育，皆气所为。陆陇其说：“故善言太极者，求之远不若求之近，求之虚而难据，不若求之实而可循。”(《三鱼堂文集》卷一，《太极论》太极也一实。求实之风已为诸多学者认同。
王夫之治《易》，借助有无、阴阳二气等范畴，批评老佛及理学易形形色色虚无之说，倡导天地自然非虚而实有，非妄而真，这显然受明清之际反对虚理，崇尚务实思潮的影响。不过也应看到，从哲理或思辨意义上说，他的易学对自然务实求真，研讨之湛深，创获之丰富，超拔于同时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