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说了些什么，他说：终极问题可以解决，而且，“解决”是人类理智的最终胜利。那时候的霍金热情洋溢，陶醉在奥秘的掌握里。很多年过去了，与霍金一同兴奋的人们却得到这样的消息，他放弃对终极理论的寻求。“我们不是能从宇宙之外观察宇宙的天使”，理由也简单，听起来却刺耳。霍金和相信他的人何时成了“天使”，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天使？

　　霍金在西方思想界作为一标识，让我们认出几千年来西方人运思的轨迹。没有中断，不过在人和神之间闪烁不定。按照这样一种说法：如今科学家对神学家的尊重较过去为多，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运思之在西方，始终一迷途而已。爱因斯坦，这个科学的象征性人物，当记者询问是否有上帝时，他的回答是不要问我这个问题。问题何以让爱因斯坦为难？他拿不准。

　　迷途羔羊！爱因斯坦或霍金不过一迷途羔羊罢了。

　　 

二

　　 

　　《圣经》说人只能看见上帝的背影。西方人从古至今的运思拖长了这“背影”，命定埋没在其中。

　　一切努力均告多余，如托马斯晚年所言，他以前所写的全部作品对他来说毫无价值。西方人学聪明了，最聪明者莫过于维特根斯坦：“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不可言说”。

　　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努力，搞明白的就是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这下好了，他应该清爽。维特根斯坦没理由让人费解。然而他为什么一会指出形而上学都是胡说八道，一会又表示对历史上伟大的形而上学家肃然起敬呢？他摇摆于说与不说之间，作为人的处境之无奈完全暴露出来了。最要命的是，维特根斯坦把问题对人的逼迫推向极致。他认为人若确实能够提出问题来，就会有答案。这是什么意思？问题不是一直让他揪心吗？怎么到头来连问题都提不出来？

　　在问题面前，维特根斯坦之难堪让人印象深刻。闷罐，试着想象一闷罐，他就住在里头。

　　其实，就西方的思想传统而言，人都住在闷罐里，能打开这闷罐的只有上帝。

　　 

三

　　 

　　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很有看头，对思的肯定连同对人的肯定。但此种肯定注定无法完成。《思想者》虽然痛苦但自信，少了点惶惑。“惶惑”很重要，它表明人不可能找到终极问题的答案。西方思想的大传统在于承认人无知，这传统的延续虽然出现过叛离，譬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等，终究因其没有撬动问题而归于浅薄。《圣经》说得明白不过：看见我的人不能存活。人终其一生无缘亲睹上帝，即是人无知。西方人从来都乐于谈论人的无知，只是到了后来，脑袋发昏才把这事忘了。当然，有些人没忘。“但澄明从何而来，何以有澄明？在这有中什么在说话？”，海德格尔如是说。海德格尔毕生运思 ，目的只有一个：恢复对上帝的信仰。要恢复信仰其实简单——只需问题，海德格尔找到的也就是问题。

　　苏格拉底是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注意，这是神说的。

　　 

四

 

　　《庄子》说：“不知深矣，知之浅矣; 弗知内矣，知之外矣。”中国人也讲无知，但此“无知”不是彼“无知。彼无知有一个高于人的知，在他那有答案。此无知昭告的是人向外或在外求知会误入歧途，亦即所得“浅矣”。中国人早就知道不可站在宇宙之外求知，亦即“外矣”则“浅矣”。从这样的视角看西方人，他们的孜孜以求真乃糊涂。人的思胡搅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便在预料之中了。中国的思想传统没有高于人的知，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溜出宇宙之外。“内矣”则“深矣”，从此可进入中国思想之核心。“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司马承祯如是说。不知就是让人放弃思，因为宇宙之存在与人类认识无关。上帝的知打杀人的思。人不思，上帝连出场的份儿都没有。《易经》说：天下何思何虑！

　　 

五

 

　　中国思想有一个谜，中国人从来不受终极问题的困扰。

　　为什么会有？老子说：有生于无。有学者称，这等于没有回答终极问题。没有回答还是无意于回答？何以不回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有答案：道生万物。什么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己如此。万物自己如此！所谓无中生有，最后的答案就在这里。

　　《易经》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又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乾坤为万物的本原。乾坤不在万物之外，可以具体为天地、男女、日夜等等。追溯万物的本原，而在万物之内，即回到自身。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句便为：无极而太极。无极，也就是无。“无”，打断了人的思。藉此“打断”，中国人的思始终被定位在存在之内。

　　在存在之内，问题无法提出。

　　中国人回避终极问题，这种看法很流行。实际上，没有回避，只是问题消失了。

　　探求万物的本原，为什么中国人讲“自本自根”，而西方人讲“被造”？因为后者带着问题去思，前者之思却起自问题消失之后。

　　 

六

　　 

　　维特根斯坦徘徊于说与不可说之间，他的不可说是说的失败，而说暴露的是不可说之痛。维特根斯坦很惨，作为哲学家的他远不如神学家幸福。当然，其“惨”，正好为神学铺路。

　　问题在中国思想里消失了，中国人就是清爽！“非乐不足以语君子”，程子如是说。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不错，但深层原因却不是他说的那些，而是中国人之思不受问题的侵害。张子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若有问题，则不得说“不能”，而“不得已而然”，也就是自己如此。因为没有问题，中国人心灵澄澈。

　　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它消失了，在西方，却如梗在喉。结果，由问题导出的本原很不一样，一者在内，一者在外。只有触及问题，才可懂得天道与上帝是不可比的。中国人讲“天生万物”或“道生万物”，一个“生”字，说的是本原与万物如母子般不可分。西方人讲上帝创造世界，“创造”，有一个从无到有的时刻，以此时刻划界，本原与世界判然有别。不可比就是这样凸显出来的：中国人之思消解于无，西方人之思越过无不肯止息。

　　问题，把西方人带到上帝面前。

　　问题消失，中国人回归自身。

　　象维特根斯坦那种尴尬，不会出现在中国哲人身上，因为中国的智慧让问题消散无余。

　　 

七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子罕言性与天道”，孔子的弟子如是说。不可说或少说，在此，似乎找到了中西思想共通之处。但与前面谈到“此‘无知’不是彼‘无知’”一样，此“不可说”亦非彼“不可说”。彼不可说是想说却说不出来或说不到底，此不可说不再有意于说。当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以他的知见，当已透识一切。而耶酥，那个自称上帝之子的人，谈到其父时却极尽谦卑，甚或诚惶诚恐。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区别？问题在而无答案，人何其失魂落魄！问题消失，人无须向外祈求，又何其悠游自在！孔子的见道之言可谓从容不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大道流行，就在眼前。其实孔子也没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道就在人之所见中，说为赘说。与中国不同，西方的说难免隔靴搔痒。玩味一下奥古斯丁的这句话吧，“信，就是信你所未见的，信的回报，就是看见你所愿见的”。走到生命的尽头，人依旧一无所见，只得靠信来维持期盼。期盼什么呢？上帝！这个问题答案的最终掌握者。

　　有学者把老子和海德格尔捆在一起做研究时，兴奋地发现后者是前者的异域知音，真是谬之千里了。海德格尔说得再清楚不过，“还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海德格尔认为真理自遮蔽，又自敞开。敞开即澄明。海德格尔见道而又与之隔了一层，即他终有一问，露出了西方人的本色。老子叫人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当然没有此问。

　　敞开而在其中，这是中国人。

　　置身于外，钻入闷罐，这是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