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性自然说——主要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道家认为人性即人的自然性。自然性最明显的特点是原生性，《老子》“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见素抱朴”用原生之“朴”来形容人的本性。庄子则是进一步发展了性“朴”之说。

　　6. 性自利自爱说——主要代表人物墨子

　　墨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男女”和“生利”，是“自利”和“自爱”

　　7. 性好利说——主要代表人物法家诸子

　　法家多用“情”和“欲”来描述人性，其核心是“利”。《管子》说“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天下”，《商君书》说“民之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所利”、“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8. 人性“为我”说——主要代表人物杨朱

　　杨朱“为我”之说，是由儒道墨人性论主流思想中涌出的一股异流，杨朱将人性从偏颇之处加以解说，但却恰好触及了人性的本真，即人的自私性。杨朱主张“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利己而不损人。

　　三、人性的变易性

　　在人性是否具有变易性、可不可以改变这个问题上，先秦诸子可以说是达成了共识——皆认为可变可易。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告子认为“性，犹湍水也”，孟子也承认人性不但变易不定，而且善端可得可失，“人之所以异欲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亦，君子存在”。荀子认为人“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和变易性。墨子主张人性如染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在管子看来“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世硕认为“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善恶在所养焉。”

　　四、人性扬善去恶的途径

　　先秦诸子探讨人性，从根本上说来，是人类怎样认识自己，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怎样扬善去恶。由于诸子对人的关系及其地位认识不同，因此在扬善去恶的途径上也不尽相同。

　　道家认为人生在世要以出世的态度来应世间万事万物，讲究的是“无为”，强调的是“寡欲”和“绝圣弃智”。主张不尚礼仪，不论是非，不辨美恶，不染尘世，追求的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与世绝缘，回归自然的境界。儒家以仁义为纽带把人与人连接在一起，追求的是“仁者爱人”，寻觅的是“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主张推己及人，以礼待人，克级复礼，重“忠恕“之道”。孟子极为重视养心知性“养吾浩然之气”，强调要完善本心，发扬善端，崇尚仁义。荀子想通过“化性起伪”来改造人的性恶，通过只礼仪、立法度、化师法来“隆礼”。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认为通过爱一切人和为天下人牟利来扬善去恶。在他看来，爱人如爱己，利人则利己，人应该通过兼爱达到善。法家则强调应该通过法治来去恶扬善。要“厚爱利，明智礼，上身服，审度量，乡置师，中先令，劝庆赏，振刑罚”，以利来鼓励人们行善，以法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刑罚来遏制人们的恶。

　　先秦人性学说的中心问题是人性善恶问题，由于各家关于人性的界定不同，因而人性善恶的学说或是或非。如果所谓性指生而具有无须学习的本能，强调其本能的话，那么应该说性是无善无恶的。在这个意义上，告子之说存在一定合理之处。但如果说性具有变易性，那么所人性有善有恶更为恰当的，在这个层次上，世硕之学说可以解释。但在当时孟子关于人性的四善端和荀子的性恶论处于主流地位，俩者皆有合理之处，但又有着偏颇的地方。整个先秦时期的人性学说总的说来是想通过围绕“善”和“恶”为中心进行揭示人的本质所在，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荀子重礼到后来的韩非重法，有儒家的形而上的仁学思想到韩非形而下的法术势结合，表明了先哲在对人性的颓败所流露的无可奈何的情感。由于人的七情六欲和追求生存的本能，对资源怀有一种执着的寻觅，但资源的有限和分配的不合理的存在。容易导致人性的贪婪和虚伪，也使得对人性问题的难以理解和解剖。不管是墨子积极地寻求“兼爱”的拯救人心的情怀，还是杨朱和道家的消极“保全存真”的心境，但都无法解决人的生存发展和资源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的两难选择。先秦诸子从不同层面和侧面来解剖人性，但最终都无法摆脱人性难以改善的局面。所有的意义最后只是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学术精神和关注人生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