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四女，一早亡，其余徐国公主嫁宋初大将王审琦曾孙、左卫将军王师约[19]；蜀国公主出嫁宋初大将王全斌后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王凯之孙诜，王诜官至留后[20]；祁国长公主嫁张敦礼，授左卫将军、驸马都尉。后拜宁远军节度使[21]。
宋神宗十女中，早亡七人，其余者：唐国公主嫁故相韩琦子嘉彦；康国公主嫁王遇；徐国公主嫁故将潘美曾孙意。宋哲宗四女，二早亡，其余陈国公主嫁石端礼；韩国公主嫁潘正夫。由于资料记载不足，王遇、石端礼和潘正夫出身不详。
宋徽宗三十四女，早亡十四人，其余可知婚嫁者九人。其中三人嫁武将（宋邦光、曹晟、曹湜），两人嫁外戚向氏子弟，两人嫁宰相曾公亮和蔡京之子，另外两女所嫁田丕、刘文彦情况不详[22]。从文献记看，宋钦宗无女。
根据以上情况来看，北宋诸帝公主所嫁对象二十八人，其中明确为将门出身者十六人，明确为文官后裔者四人，外戚子弟三人，其余五人则出身不详。显而易见，武臣之家占据绝大比例。
二
北宋时期，之所以存在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突出现象，既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因袭祖宗传统的原因，又是其特殊武将政策的产物。
宋太祖在登基伊始，为了结束中唐五代以来武夫跋扈、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恢复专制皇权的统治秩序，遂实施了一系列“收兵权”的措施。但赵匡胤没有像西汉初那样采取杀戮的办法，而是运用了“赎买”的手段，对武将上层进行了拉拢、收买，以争取他们的效力，并化解彼此的矛盾。典型的例证便是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在罢免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将帅兵权之时，一方面给予这些功臣大将家族诸多经济上的优待，另一方面则宣布与其联姻，所谓“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23]于是，皇室诸公主先后出嫁石守信等一批将门。这种政治性的联姻，无疑增强了武将上层的支持，从而在动荡的开国时期加强了赵宋统治。宋人对此安抚手段大加赞赏：“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24]宋太宗登基后，将乃兄以上联姻手法沿袭下来，由此遂形成了赵宋祖宗之法的内容之一。如果结合宋太宗时代对待武将的态度，还能发现这种联姻也成为当时武将政策的组成部分。
以阴谋手段篡位的赵光义，对武将群体始终抱有极大的猜忌心，因此对将领采取了种种防范、压制甚至打击的措施，倡导“崇文抑武”之风。但一味的打压，也存在很大的风险。于是，宋太宗继续实施拉拢和收买上层武将的另一手段，给予其优厚的经济待遇，甚至放纵其战场上的失败。这便构成了当时打压与拉拢相结合的武将政策。如宋人 苏洵所云：“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大饮，歌童舞女，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将也。”[25]而 张演更深刻地指出：“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26]宋皇室与武将通婚乃成为这一 武将政策的构成部分。事实上，在整个两宋时期，外戚之家只能获得武臣的待遇，也成为一种惯例。典型的例证如：向经原任虞部员外郎，因时为 颍王的宋神宗娶其女为妃，便改为武职性的庄宅使。宋神宗即位后，再迁光州团练使[27]。如此以来，既笼络武将，给其联姻及优厚的待遇，允许其统领军队，又可防止外戚干预朝政。据宋哲宗时朝臣范祖禹称：“自英宗以来，不用外戚管军……今陛下初听政，而开外戚管军之渐，示人以私，非所以为后法”云云，可知外戚在北宋长期统军[28]。宋代史家李心传便指出：“祖宗盛时，率用外戚典兵马。”[29]所谓：“尊以高爵，宠以厚禄，使之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富之可也，贵之可也，然不可任以政事。”[30]。
从宋真宗以后，统治集团在政治上日益保守，祖宗之法往往成为施政的指南，以往的武将政策继续得到贯彻和放大。而与将门联姻的做法也自然被沿袭下来，并且大致成为一种定制。仅从皇帝立皇后，或太子娶妃的情况来看，惟有个性突出的宋神宗在藩邸时，娶了前宰相的后裔为妃，以后被册立为皇后。宋真宗和宋哲宗的两位刘后，则都是在原皇后不存在的情况下续立者。而宋仁宗看中富商陈氏女，却只能听从群臣安排大将曹彬孙女为后。
三
在上述政治联姻下，北宋赵氏皇室收到了拉拢武将上层的效果，特别是得到了一些重要将帅家族的支持。与此同时，还不断培育出长期参与统军的联姻将门，如石守信、王审琦、吴廷祚、曹彬、李处耘及高琼等等家族。他们 长期把持高级将领之职，形成数世不衰的高门将家。
赵匡胤时代，便已用王皇后胞弟继勋权侍卫步军司公事。宋太宗期间，石守信长子保兴，长期在河北、陕西前线带兵。石保吉升迁更为迅速，宋太宗朝已授节镇。宋真宗出巡河北和北上亲征时，石保吉承担率军护驾重任。石保兴之子元孙则是宋仁宗朝的侍卫步军和殿前都虞候，继续充当陕西前线军事将领角色[31]。 王审琦 长子承衍，在宋太宗朝授彰国军节度使，为河北驻军重要将领；次子承衎先后出知澶、延、代、并、秦州及天雄军等，“皆兼兵马钤辖”[32]。王承衍之孙克基，在宋仁宗朝仍为禁军将领[33]。吴廷祚长子元辅曾任定州钤辖；次子元载，以武官身份先后守秦州及成都府等；吴元扆因有驸马背景，拜节镇。后出知潞州，“遂分领泽、潞、晋、绛、慈、隰、威胜七州军戎事，委元扆专总之”[34]。石、王及吴氏第三代后裔中，仍有不少人拥有中级武官头衔。但最突出的还是曹彬、李处耘及高琼三家。
曹彬为宋初著名大将，不仅多次指挥大规模军事行动，还两任枢密使，颇得宋太祖、太宗及真宗三朝的信赖。死后又与已故宰相赵普同配享于宋太祖庙，可谓极武将之荣。正因为曹彬的受宠，其子弟便在武途中获得显著发展。仅曹彬死时，其亲族、门客及亲校就有十余人被授官。据 李宗谔《曹武惠王彬行状》[35]记载：曹彬七子：璨、珝、玮、玹、玘、珣及琮，惟有玘为文官，其余六子皆为武臣。曹彬诸子以璨、玮及琮在军中的地位最高，影响也最大。
曹璨在宋太宗时代，曾长期在河北、陕西前线出任边将。宋真宗朝，曹璨历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等三衙要职，授节钺，“在禁卫十余年”，为当时高级将领的代表。史称：“璨起贵胄，以孝谨称，能自奋厉，以世其家。”曹玮在宋真宗时代长期镇守西北前线，历知秦州兼泾原仪渭镇戎缘边安抚使、鄜延路副都部署以及环庆秦等州缘边巡检安抚使等，为一时名将。天禧四年，曹玮入为签书枢密院事，又参与最高军事决策，后拜节镇。曹琮也有与乃兄相同的经历，在宋仁宗朝出为西北前线大将，入为侍卫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成为继曹璨之后的禁军三衙将帅[36]。
因资料所限，可查到的曹彬第三代后裔人数虽然不算少，但已不完整，并且其事迹也多不详。现据有关史料考证可知，曹氏第三代中为武臣者有：曹璨之子仪，曹玮四子僖、倚、偀、倩，曹琮之子佺、修，曹玘之子佾及傅等人。而真正可称为武将并有事迹者主要有仪、僖、偀及修几人。据记载：曹仪曾出知邠州等，为对夏前线边将，迁军职至侍卫步军都虞候。景祐元年，当其同宗女被册为宋仁宗皇后时，曹仪“乃请解军职，而易廉车之任”[37]；曹僖武职至礼宾使，曾知西北前线的仪州事，可见为边将无疑；曹偀官至供备库副使，死于对西夏的战争中；曹修则历洛苑副使兼閤门通事舍人等武职，曾任“广南西路同体量安抚经制贼盗”，为南疆带兵武将[38]。另外，曹佾、傅昆仲乃宋仁宗曹皇后同胞兄弟。其中曹佾历殿前都虞候、知澶州等，授节钺，死于宋哲宗时期[39]；曹傅则官至荣州刺史[40]。其余同辈官高者为皇城使、防御使，低者为大小使臣[41]。
在曹彬第四代及以后的子嗣中，任将职者仍绵延不绝。曹佾之子评至平海军节度使，在宋徽宗朝曾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另一子诱至安德军节度使，曾在宋徽宗时以枢密副都承旨的身份权勾当侍卫马步军司公事。曹诱之孙湜，尚宋徽宗女崇德帝姬，继为武职。曹璨、玮及琮的后裔，也有统军为将者，其中曹诵在宋哲宗、徽宗时期，曾任侍卫马、步军司主官[43]；曹琮之孙诗，又娶鲁国大长公主，继为武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到北宋灭亡之际，曹氏后人曹曚仍以外戚身份为禁军大将[44]。 郭倪《侍卫马军司题名记》又作曹濛。还有史料记载：靖康元年正月，“李纲充亲征行营使，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曹矇充亲征行营副使”[45]。据宋人王明清云：“曹武惠诸子，名连玉字。玉字生人字，慈圣光献，昆季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生丝字。”[46]可见曹矇当为曹曚之误。如作曹曚，便意味着曹彬一门在北宋为将五代，若作曹濛，则说明曹氏六世将门。从曹彬到曹曚数代统军，曹氏将门可谓与北宋王朝相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