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上述分析，寇准阵营：向敏中、李迪、周起、曹玮；丁谓阵营：曹利用、任中正。此外，代掌王言的翰林学士杨亿与钱惟演，分别属于寇准阵营和丁谓阵营。

　　从表面的力量对比看，似乎两个阵营彼此彼此，难分轩轾。但寇准阵营在向敏中死后则势力大失。最主要的是失去了与皇权的平衡，这就给了反寇派以可乘之机。而朝廷中一些见风使舵之人，也纷纷投靠向丁谓阵营。史载:“翰林学士钱惟演，见谓权盛，附离之，与讲姻好。而惟演女弟实为马军都虞候刘美。时上不豫，艰于语言，政事多中宫所决。谓等交通诡秘，其党日固。”[106]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

　　在相权与皇权的平衡上，向敏中死后，由于真宗病重，刘氏势力日增，明显失衡。由于缺少制衡刘氏的力量，又由于寇准阵营往日与刘氏的纠葛，使刘氏自然倾向了丁谓一方。因此，寇准阵营决计建立新的皇权与相权的联盟，以期达到新的平衡。

　　寇准行动的第一步是利用真宗尚能起到的作用。他找机会与真宗单独谈话，来说服真宗请年幼的皇太子监国，或是让位于皇太子，以便他们利用皇太子的名义来制衡刘氏及反对派，挟天子以令诸侯。史载:“准尝请间曰：‘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上然之。”[107]虽然此时的真宗，神智时而清醒，时而胡涂，但人对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大事是会永远铭记的。直至生命的末期，真宗也自然会记得当年寇准向太宗推荐他继承皇位之事。这是他对寇准信任的源泉，也是他虽不满意寇准的性格，但又终不见弃的根本原因。尽管身患重病，但真宗也不满刘氏干预朝政。“天禧末，真宗寝疾，章献太后渐预朝政，上意不能平”。[108]有鉴于此，并且在与真宗谈话后，“上然之”，就等于拿到了尚方宝剑，寇准集团的计划是，“废章献，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如果事情成功，不仅会打败敌手，平弥朝廷政争，而且寇准也会因此而成为拥立两朝君主的元勋。这对他权力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寇准联络了不少人，“引李迪、杨亿、曹玮、盛度、李遵勖等协力”。在“处画已定”之后，“凡诰命尽使(杨)亿为之”。[109]“亿畏事泄，夜屏左右为之辞，至自起剪烛跋，中外无知者”。[110]

　　尽管事情进行得如此隐密，最终政变还是功亏一匮。问题就出在寇准身上。他在饮酒忘情之际，不慎失言，泄漏了机密，被丁谓的党羽听到，立即跑去报告丁谓。丁谓则慌慌忙忙半夜坐牛车赶到其党羽曹利用家商量对策。“且将举事，会公 (寇准)因醉漏言，有人驰报谓。谓夜乘犊车往利用家谋之”。第二天，“利用入，尽以莱公所谋白太后。遂矫诏罢公政事”。[111]《长编》卷九十五天禧四年（1020）六月丙申条记寇准事败罢政之事颇详:

　　谓等益惧，力谮准，请罢准政事。上不记与准初有成言，诺其请。会日暮，召知制诰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职也。”乃召惟演。须臾，惟演至，极论准专恣，请深责。上曰：“当与何官？”惟演请用王钦若例，授准太子太保。上曰：“与太子太傅。”又曰：“更与加优礼。”惟演请封国公，出袖中具员册以进上，于小国中指莱字。惟演曰：“如此，则中书但有李迪，恐须别命相。”上曰：“姑除之。”殊既误召，因言恐泄机事，臣不敢复出。遂宿于学士院。及宣制，则非殊畴昔所见除目。

　　由这段记载可知，寇准罢相，是丁谓集团反击的结果。代王言的钱惟演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据宣制与晏殊最初所见除目不同这一点来看，钱惟演在其中又搞了名堂。同时他还试图说服真宗，乘机将丁谓推上相位。可见，笔杆子的作用亦不可小视。

　　丁谓、钱惟演等人对寇准进行了激烈攻击，攻击的阵营中恐怕还包括刘皇后在内。在这种形势下，不管真宗是否与寇准有成诺在先，也无力扭转局势向有利寇准的方向发展。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维护寇准的一部分利益。比如，钱惟演请求授寇准“太子太保”，真宗则提议授以“太子太傅”，并要求“更与加优礼”。寇准被罢相后，也没有立即让他离开朝廷，仅是以太子太傅归班而已。由此均处处可见真宗对寇准的回护之意。真宗的态度以及寇准尚在朝廷的现实，都令丁谓集团不安。他们担心寇准会卷土重来。因此，加强了对寇准的攻势。“翰林学士钱惟演又力排寇准，曰:‘准自罢相，转更交结中外，求再相，兼亦闻有人许以再用，不如早令出外。准朋党盛，王曙又其女婿，作东宫宾客，谁不畏惧？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准矣。’”在钱惟演等人的压力下，真宗只得“以李迪为宰相，冯拯为枢密使”。但“迪既为宰相，准为太子太傅、莱国公如故”。后来，真宗在受到更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尽管对丁谓一党的主要人物，“擢丁谓首相，加曹利用同平章事，然所以待寇准者犹如故”。

　　面对丁谓一党的攻击，寇准尽管处于不利地位，但也并不是束手就擒，毫无反抗。从上述钱惟演对寇准的攻击中，亦可略见寇准四处活动之一斑。此外，史载:“谓等谋益深，准亦对上言谓及利用等交通踪迹，又言臣若有罪，当与李迪同坐，不应独被斥。上即召迪至前质之。二人辩论已久，上意不乐。迪再三目准令退。及俱退，上复召迪入对。作色曰：寇准远贬，卿与丁谓、曹利用并出外。”看来，寇准困兽犹斗，目的就是要玉石俱焚，大家一起离开朝廷。真宗在召见李迪之后，“更诏谓入对。谓即除准节钺，令出外，上不许”。由上可以看出，丁谓等人一系列行动的目的，就是想把寇准逐出朝廷，但真宗就是不为所动，丁谓一伙也就迟迟达不到目的。在朝廷中，寇准的存在，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威胁。

　　现在，无法弄清的是，导致寇准彻底被远贬的原因，究竟是出自寇准集团自己的行动，还是出自丁谓等人的陷害。即在真宗召见李、丁二人后的第三天，“杨崇勋等遂告变，入内副都知周怀政谋杀谓等复相准，事觉伏诛”。但即便如此，寇准在又过了三天才被贬出朝廷，降授太常卿、知相州（今河南安阳）。

　　寇准被贬出朝廷后，丁谓便开始着手清除朝中寇准一党。“朝士与寇准亲厚者，丁谓必斥之”。周起、曹玮相继被罢执政。同时，“谓等不欲准居内郡，白上欲远徙之”。于是，“上命知小州。谓退而署纸尾曰：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对于丁谓公然篡改圣旨，当时朝廷中地位最高的寇准一党的代表人物李迪抗议说:“向者圣旨无远字。”丁谓则气势凶凶地说:“君面奉德音，欲擅改圣旨以庇准耶？”史载“二人忿斗，盖自此始”。而后寇准又相继由知相州徙知安州（今湖北安陆），又贬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在真宗去世后，又被贬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最终死于被称为天涯海角的烟瘴之地。

　　从寇、丁两党的激烈角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政治的派阀性的一面。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主要特征之一。过去，我也屡屡言及皇权与相权之争[112]。其实，这种权力之争，远不如党争之酷烈。而且，即便是皇权与相权之争，隐伏着的依然是党争，是党争的曲折的表现形式。在党争中，皇帝并不能超然物外，也不能主导党争，而只能为党争所左右，成为某一派阀的利用工具。正如寇准权盛时可以左右真宗一样，丁谓权盛时，同样也可以左右真宗。史载:“自准罢相，继以三绌，皆非上本意。岁余，上忽问左右：‘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莫对。”[113]在党争中，可以说许多事“皆非上本意”，皇帝处于被动地位。尽管如此，皇帝却是党争中一个举足重轻的砝码。谁与皇帝结成同盟，谁掌握了皇帝，谁就在党争中获得了主动，增大了取胜的机率。寇准几起几落，在党争中取胜或失败，无一不是与皇权的结盟或脱节有关。寇准最后这次惨败，则是在真宗病重的特殊情况下，由于历史上的纠葛，无法与皇权的实际代理人刘 皇 后结成同盟有相当大的关系。这决定了他无法获得击败对手的“尚方宝剑”，而对方则用这把“尚方宝剑”，将其轻而易举地击败。

结语

　　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后的正史中，便很难再见到有血有肉的生动的人物形象了。历朝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或是善的天使，或是恶的魔鬼。总之，大多成了载笔者的某种道德说教的过去时的现身说法。即便是收入一些不善不恶之辈，亦不过是干巴巴的生平大事记，毫无一丝生气，活像出土的“木乃依”，很少能见到鲜明的个性。我想，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固然可以从史学史的角度，去探讨史家的笔法。但似乎也不能把原因完全归咎于历代的史家。这里似乎还有一个社会因素。自汉以后，儒家说教伦理定于一尊。正面教育也好，潜移默化也好，都把全社会的人向温文尔雅的方向引导，从而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规范。人们只能在规范内，行不逾矩。如果哪个人个性过强，则很难为社会所容。而在传统的派阀性政治的环境下，无论是皇帝也罢，大臣也罢，都不容有太强的个性。寇准是在传统社会中生出的例外。他个性鲜明，无论是长处还是短处都同样突出。事物的辩证法常常如此，众人皆醉我独醒，变例有时较之常例反倒能在一时成就大事。比如，“澶渊之盟”，如果放到循规蹈矩的王旦身上，则肯定成就不了寇准那一番事业。不仅是王旦不可能有寇准那样的作为，就是比王旦有魄力的大臣，也难以像寇准那样挥洒自如地“左右天子”。所以，张咏曾如此评价寇准说：“使公治蜀，未必如咏。至澶渊一掷，咏亦不敢也。”[114]寇准与真宗之间，得君与失君，皆主要由其个性所致。从根本上说，有太强的个性是不可能在派系丛生的政治角斗场上站住脚的。寇准在特定的时期内可以屡屡得志于一时，但一生却吃尽了苦头，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然而，抛开寇准个人的遭遇，从客观上说，在真宗作为第一代正常继统的皇帝君临的时代，寇准以其强烈的个性，我行我素的作风，有力地左右了君主的行为，为后世的君臣关系作了规范。使得后来的宰相大臣，温文尔雅也罢，专横强权也罢，都有成规可循，不必从头做起。这似乎也可以说是寇准的个性所带来的客观意义吧。而寇准之所以能以正面形象厕身于宋代士大夫之列、厕身于当世与后世的史册中，也正是由其性格所致。前面提到的张咏，与寇准是同一年的进士，他在比较了他的各位同年的作为之后，说：“面折廷争，素有风采，无如寇公。”[115]这当是因个性而在政界吃尽苦头的寇准，足以感到宽慰的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