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还崇尚“无为”的修行，“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与山巨源绝交书》）[1]（P48）、“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养生论》）[1]（P56）、“必生于本谓之无，而强以验有也。强有之验，将不盈于数也。”（《答难宅无吉凶摄生论》）[1]（P122），“默静无文，大朴未亏。万物熙熙，不夭不离。”（《太师箴》）[1]P123通过静坐以致达到“坐忘”的境界，“彼我为一，不争不让；游心皓素，忽然坐忘。”（《卜疑》）[1]（P52），又“以恬淡为至味”（《养生论》）[1]（P69）来休养生息，“凝神复朴，栖心于玄冥之崖，含气于莫大之涘者。则有生可郄，可存可延也。”[1]（P70）认为凡事都要以“和”来衡量，才能达到最好的标准，“器和故响逸，张急故声清；间辽故音庳，弦长故徽鸣。性洁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琴赋》）[1]（P43）、“托于和声，配而长之，诚动于言，心感于和，风俗壹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声，无中于淫邪也。”（《声无哀乐论》）[1]（P86）“恬和为道基”（阮侃《答嵇康诗二首》二）[45]作为朋友，阮德如对嵇康的评价还是中肯的。
尽管嵇康长好《老》《庄》，谈玄问道，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生活，但是他仍深处社会，尤其是在社会系统的中央，人们思想的焦点。王钟陵认为：“士人的独立人格在嵇康、阮籍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46]在“竹林七贤”的表现中，嵇阮的人格的确卓尔不群。宗白华认为“当时文俗之士所最仇疾的阮籍，行动最为任诞，蔑视礼法也最为彻底”（《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47]如果硬要拿嵇康和阮籍作比较，那么我认为，嵇康才是最彻底的，他也同阮籍一样，恬静寡欲，言词谨慎。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德行》）[48]但嵇康仍自愧不如，“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与山巨源绝交书》）[1]（P46）阮籍从不臧否人物，为人委婉曲折，嵇康是做不到的，也是他胜过阮籍的地方，彻底的“直道”而行，他很明白自己在与别人沟通时存在的问题，就是自己耿直的性格，对伪君子的痛恨，容易招来记恨。《世说新语》有这么一则故事：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文学》）[49]可见钟会对嵇康这位大名士是很敬畏的，如果处理不好二人的关系，嵇康是难免遇难的。在处理社会系统关系时，人格的差异，参照的标准不同，必然阻碍了自我系统与他系统的沟通，甚至是放弃简单化的原则，而使其走向沟通的复杂化。
“竹林七贤”隐居山阳时，他们过得何等惬意，“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50]、“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51]但是好景不长，他们在沟通上产生了障碍，因一封绝交书分裂了，而这一切主要发生在嵇康，这位“宽简有大量”[52]的名士身上。我国文学史上并不是嵇康第一次写绝交书，早在汉桓帝初年的侍御史朱穆就写有《与刘伯宗绝交书》讲“北山有鹄，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凤之所趣，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53]这应该是现有文献查到的第一封绝交书。可嵇康却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两封，表达自己的人生志向，“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仇，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与山巨源绝交书》）[1]（P48）“今都获罪，吾为负之。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怅然失图，复何言哉!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与吕长悌绝交书》）[1]（P49）尤其是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嵇康对山涛的绝交书，他不仅伤害了彼此间的感情，而且导致了竹林七贤集团的解体。嵇康的文章刚直峻切，《与山巨源绝交书》成为了他政治身份的自白书，不仅使得他自身系统与“竹林七贤”系统间的沟通复杂化，而且直接导致他与司马氏政权系统沟通的激化，这其中不乏钟会从中挑拨，但也是嵇康自己一手造成的。我们看一段《晋书》：
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54]
关于钟会与嵇康的精彩问答，《世说新语·简傲》[55]也有记载。其实钟会对嵇康的报复，不仅来自钟会的嫉恨，更重要的是嵇康本人忘记了自己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也就是说他的行为阻碍了司马氏政权大系统的稳定性。表面上，嵇康写绝交书在先，为吕安伸冤辩解在后；背后事实确是钟会挑拨报复，司马昭为了稳定政局。于是，魏元帝景元三年，司马昭以“害时乱教”的罪名将嵇康杀害。阮籍于次年被迫为郑冲起草司马昭的劝进书，山涛于第三年成为司马昭西征时留守后方的心腹。
嵇康绝交是嵇康的事，山涛依然在关怀他们，后来他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出仕司马氏的晋朝就是有力的证据，“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之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政事》）[56]嵇绍后来成为西晋有名的忠臣烈士，山涛是功不可没的。无论嵇康、嵇绍、还是山涛，在封建王朝这个社会大系统里，他们的举动都充满双重偶然性的，只是他们当时那样子做了，而自己的偶然举动也成了必然的历史。在后人津津乐道地品评他们的成败得失时，若他们泉下有知的话，也依然保持缄默，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自觉地，无论特立独行还是顾全大局，都是他们衷心使然。
五、嵇康遇害的社会价值
明王世贞说：“嵇康陵物凶终”（《兿苑卮言·卷三》）[57]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并不了解嵇康遇害的深层原因，而且成为一种误导，使得广陵绝响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价值。汤先生说的好，“嵇氏奔放，欣赏者天地之和美”[58]嵇康的人生哲学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1]（87），追求自然与名教的融合统一，尽管失败在心愿未了时，却仍不失为千载而下文人志士效仿的榜样。他的思想有矛盾之处，“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巧艺》）[59]强调的就是由儒家名教向庄玄思想转化时的两难心境，但这种人格美终究为天地所笑纳，也是他人所不及的。张海明说：“嵇康的意义，在于突出了庄玄对名教的否定与批判，最终为现实所不容”[60]其实，嵇康的死是社会系统间多方沟通的结果，如果从社会大系统的发展来看，嵇康的不幸是有价值的。从《晋书》云：“帝寻悟而恨焉”[61]和“昔晋文公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德行》）[62]两条资料分析:“嵇康和钟会的事实已经明确地告诉当朝人士，在曹魏和司马氏两个集团的胜负明朗化了之后，也即司马氏政权已经巩固了之后，对政权真正的威胁，不再会来自不参与政治的在野人士，而是来自政权内部太关心政治像自己一样有野心的权臣了。”[63]牛先生分析的很对，其实在整个西晋王朝，只有嵇绍真正继承了和实践了嵇康的思想，并且表现出对晋王独有的忠诚和立身的正派。嵇绍的忠与嵇康的死是同等重要的，社会环境可以不同，但是社会系统仍要沟通，而且最终走向简单化的原则。
嵇康的遇害，不仅有利于司马氏政权系统的稳定，而且也为后世文人名士树立了一种强大而充满张力的道德规范系统。郭英德先生认为嵇康遇害：“成为文人对任达之举心向往之而足不敢履，或形似放达而心存名教的矛盾心态的一种象征，成为文人既依附于权势阶层而又力图以自外于权势阶层相标榜的一种象征。”[64]随着时间的推移，天地万事万物都在辩证地变化着，“司马氏由景元四年嵇康被诛和钟会之变之后，将原属嵇康的罪状反而变为所提倡和崇尚的东西，使重隐崇让之风在社会和朝廷大为流行。”[65]综合两位的观点，拙文认为嵇康遇害的社会价值在于随着社会大系统的发展态势，遇害本身的意义变化不大，但是遇害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如何让一个系统与他系统或周在环境融合统一才是嵇康意义重大的关键所在，这是超越个人意义之上而具有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鲁迅.嵇康集[A]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3]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1版第10、5页.
[4]、[10]、[18]、[36]、[57]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中、下）[C].北京:中华书局1983版第1405页、第1080页、第628页、第1090页、第994页.
[5]、[21]、[3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330页、第338页、.第336页.
[6]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108页.
[7]、[8]、[24]、[25]、[26]、[27]、[28]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37页、第80页、第205页、第78页、第199页、第163页、第192页.
[9]、[22]、[38]、[43]、[44]、[48]、[49]、[55]、[56]、[59]、[62]、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上、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第398页、第58页、第196页、第236页、第237页、第30页、第115页、第400页、第104-105页、第377页、第44页.
[11]、[13]、[3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78页、第285页、第376页.
[12]萧华荣.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版第57页.
[14]、[15]、[23]、[37]、[42]、[50]、[51]、[52]、[54]、[61]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4版第1374页、第1375页、第1370页、第1385页、第1369页、第1374页、第1372页、第1369页、第1373页、第1374页.
[16]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版第185页.
[17]霍松林.文艺散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265页.
[19]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版第32页.
[20]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2版第37页.
[29]、[30]、[32]清·沈德潜选.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版第228页、第255页、第228页.
[3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版第185页.
[35]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版第45页.
[39]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体[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版第244页.
[40]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第267页.
[41]高宣扬.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142页
[45]、[5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4版第478页、第181页.
[46]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56页.
[47]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225页.
[58]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32页.
[60]张海明.玄妙之境[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202页.
[63]、[65]牛贵琥.广陵余响[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版第134页、第140页.
[64]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