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1948年《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发表《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一文，向我们展示了《黔之驴》的佛教因素。在文中，我们见到了最早的印度母本，（《五卷书》、《故事集》、巴利文《佛本生经》等）对驴形象的记载。
《五卷书》中大致讲的是有一城市的工匠，养了一头驴，但却因食物少而瘦的不成样子。一天，工匠在树林里面找到一张死老虎皮，就给驴披上，夜晚将它带到农田里吃麦子，守田人远远看去，以为是真老虎在吃东西，吓得都跑了。于是披了老虎皮的驴就每天享受美食。有一天，正在吃麦子的驴听见远处驴的叫声，自己也情不自禁的叫起来。守田人这才知道原来是一头披了老虎皮的驴，于是用弓箭、石头将它打死。（《益世嘉言集》与此类同，不同的是在巴利文《佛本生经》里，老虎皮变成了狮子皮，其他与此大致相似）陈允吉先生继承这一论题的研究，撰述《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溯源和由来》对季羡林先生的观念进一步加以补充和深化，从驴、狮子皮、老虎皮、杀驴者角度，解释印度母本、中土翻译佛经、柳宗元《黔之驴》三者之间的演化关系。（《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近日闲读柳宗元《黔之驴》及季羡林、陈允吉两位先生的溯源之作，深感前人学术之精辟。但闲暇之余则有一疑问？即面对印度寓言母本、中土佛经翻译文献选择时，为什么柳宗元选择了老虎形象结束驴的性命，而不是用人类、牛、狮子呢？再者，如果柳宗元选择了老虎，那他又是如何将母本中的“老虎皮”转化为自己笔下的“老虎”的？细检之下，再次翻阅两位先生大作。在季先生论文中，曾有《黔之驴》中的老虎形象就是来自于《五卷书》、《益世嘉言集》中老虎皮的论点。但季先生仅限于推想，并没有进行实证。陈先生则认为“《黔之驴》中所刻画的那只老虎，准确说是代表现实社会上一股强大而暴戾的邪恶势力。这一势力具有的品格，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本来就很容易同老虎联系在一起。柳宗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在《黔之驴》里塑造了老虎这一形象，并深含着愤恨对它进行严峻的鞭挞。”（陈书第229页）陈先生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其更多的是从文学意象上来理解《黔之驴》终极杀手的选择。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柳宗元选择老虎为《黔之驴》终极杀手？难道真是文学意象的原因吗？
在与《黔之驴》相关的印度母本、中土翻译佛经中，柳宗元能接触到的杀手只有用武器杀死驴的人类和用角抵死驴的牛。再扩大一点，柳宗元接触到的动物还有狮子（皮）、老虎（皮）了。在这四种中，柳宗元会选择哪一个作为杀死驴的凶手呢？
首先，柳宗元不会选择人类作为杀手。因为以人类杀死驴作为整个寓言的结局在印度寓言母本《五卷书》、《故事集》、巴利文《佛本生经》中已经是相当常见，具有印度文学的特色，并且流传广泛。如果柳宗元用人类来杀死驴，那就在故事两大主角及其结局选择上仍然落入印度母本的老俗套，根本无法体现柳宗元的聪明才智及其独到之处。作为一代文豪，柳宗元不会这么傻的。
其次，柳宗元也不会选择牛作为杀手。一方面以牛杀死驴作为整个寓言的结局在中土佛典《增一阿含经》、《群牛譬喻经》、《经律异相》中也多次出现为人所熟知。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七《驴效群牛为牛所杀二》曰：
群牛志性调良，所至到处，择软美草食，选清凉水饮。时有一驴，便作是念，我亦效其饮食。即入群牛，前脚把地触娆彼牛，效其鸣吼而不能改，其声自称我亦是牛，牛角抵杀舍之而去。(出《增一阿含经》第二十卷)
如果柳宗元用牛来杀死驴，那在故事两大主角及结局选择上仍然落入佛经的老俗套，也无法体现柳宗元的聪明才智及其独到之处。再者，就个人感情而言柳宗元也不愿意让牛作为凶狠的杀手。柳宗元是牛的赞美者，他在《牛赋》一文中就对牛的勤劳和善良进行赞赏，同时又对牛最终成为牺牲品感到惋惜。可见在审美情趣上，柳宗元是非常欣赏牛的，并常以牛来喻己。因此既不愿意落入俗套，在感情上又无法接受自己喜欢的牛作为残忍的杀手，所以柳宗元也不决会选择牛来杀死驴。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ㄕ。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蹙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缄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柳宗元集》卷二）
那么在剩下的动物，柳宗元只有在老虎和狮子之间选择杀手了！
选择狮子还是老虎？如选择狮子结果会怎样？如果选择了老虎，那又如何将老虎皮转化成老虎？这一系列的选择又摆在柳宗元的面前。
面对这些难题，选择老虎是《黔之驴》的最佳结局！这是中唐志怪改良文风及大唐民众接受度最终决定的。
在狮子和老虎之间，柳宗元只能首选老虎，这是创造杀手的第一步。柳宗元深知文学作品要想流传长久，就必须得在民间百姓、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扎根。选择一个民间百姓、文人士大夫很少见过的动物形象，还是选择民间百姓、文人士大夫很熟悉的动物形象是文学作品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当时无论是在中土的自然分布数量，还是传统文化、志怪文学的地位，老虎都远远胜于狮子，更为唐人所接受。
关于狮子的记载，先秦时期已有，但仅见于书籍。汉代直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狮子更多是在书籍中见到，或是去西域诸国才能看到。《魏书》卷一〇二记载西域诸国时说：“（者至拔国）其国东有潘贺那山，出美铁及师子”、“（悉万斤）其国南有山，名伽色那第，山出师子”、“（波斯）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太平广记》卷四四一引《博物志》记载说“魏武帝伐冒顿，经白狼山，逢狮子。”
此外，随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西域诸国朝贡献的频繁，狮子也小规模的进入到中土。《太平广记》卷四四一引《伽蓝记》说“后魏，波斯国献狮子。”《梁书》卷五四记载“滑国普通元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旧唐书》卷三太宗下记载：“夏四月壬寅，康国献狮子。”同书卷八《玄宗上》记载：“波斯国遣使献狮子。”但这种作为朝贡礼物的狮子也仅限于皇宫贵族才能真正看到，普通文人士大夫也很难见到，就不要说民间百姓了，老百姓连真正的狮子都很少见过，就更别说在脑海里有印象了。此外，在中古志怪文学题材上，狮子也因为较晚传入中土而并没有成为志怪文学的主角。宋代四大类书之一的《太平广记》是中古志怪文学的一大汇集，在其“狮子”条记载中，仅仅收录《魏武帝》、《后魏庄帝》、《杂说》三条，并且文学可读性很差，更多的是一种史事记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文学题材上，狮子都不被中土世人所熟知，根本无法和其它动物题材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