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今”蠡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唐代文学研究创新在“鉴往”方面有所突破并不十分艰难。不过，我们应当看到仅有前人成果资料汇编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缺少梳理，就很难在理论方法上进行创新。毫无疑问，已有成果是学术史料，对史料的利用，仅以“史”的眼光去看待，无法充分利用，就像燃料不充分燃烧一样，造成浪费。这就需要以“史”为基石，站在“论”的高度对它们进行分析、提取，找出研究演变轨迹，以便对将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合理的预测。

　　预测应具宏观视野，不宜过细。世纪末总结性的论著不谓不夥，其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陈友冰《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5]，张忠纲《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6]。论文方面，大视野的文章有:叶帮义《1949年-1980年唐代文学研究述评》[7]，蒋寅《二十世纪后期唐代文学研究述评》[8]，杜晓勤《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9]等。另外，还有陶文鹏、胡明等学者关于唐诗百年回顾，陶敏、陈尚君等人关于文学史料、文献学方面成果的汇总等等。这些论著，或点或面，或述或评，大都具有真知灼见，对于未来唐代文学研究之影响不容低估。但我们应同时看到这些论著述多评少的局限。

　　鸟瞰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史，发现学术轨迹的演进实与观念之更新密切相关。而观念之更新，又无法超越时代环境。二十世纪初，由于“西学东渐”、环境较为自由宽松，文学研究逐渐摆脱旧传统闲散特性，而成为一专门学科。研究者的社会身份和角色意识逐渐明确，只有这时候文学研究才谈得上独立自觉。而只有独立自觉才谈得上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建设，也只有独立自觉才可能产生学术大师。唐研究领域中的大师级学者，如陈寅恪、闻一多、岑仲勉，都是这种学术风气和社会环境所造就的。五十年代至文革结束，学术界受左倾思想影响极深。学术由天下之公器一变为天下之“工具”，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是其著例。不过，沉寂时期亦是积累过程，长时期的能量积聚，一旦找到突破口便势不可挡。从文革结束至上世纪末短短的二十年间，我们看到火山爆发式的宏伟场面。因此，才有了学术规范的建立、理论的拓展和方法的创新。

　　面对传统和时代大环境，研究者无不处于顺应与冲突的重围之下。从理论上来说，顺应传统，就是对传统学术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认同；与传统发生冲突，在观念上表现为力图冲破藩篱，创造新的格局。顺应时代环境，学术视野表现为世界视野，积极接受新鲜事物新鲜思想，重视国际交流合作。与时代环境冲突，则表现为理性的批判，强调本位回归。唐代文学研究，正是在传统和现代，冲突和顺应中不断推进。在这样的“文理”之下，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思维方式的新变。面对浩瀚的前人成果，如何才能推陈出新？是拾遗补阙，还是系统建构？所有这些表征于文学研究，就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其本质体现于寻求新的切入点。我们以戴伟华先生《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为例来论证。唐代文学研究中地域文化视角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归纳起来大致有六个层面：（1）以本贯、占籍为切入点；（2）以隶属阶层为切入点；（3）以南北划分为切入点；（4）以文人的移动路线为切入点；（5）以诗人群和流派为切入点；（6）以文化景观为切入点，等等。那么，面对这样丰硕的成果，要从诗歌自身来讨论地域文化问题有相当的困难。如果以诗歌创作为本位切入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可能会更贴近唐诗的实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戴著从唐诗创作地点切入，在花费大量时间创建的两个数据库，《唐文人籍贯数据库》和《唐诗创作地点考数据库》的基础上，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10]由此可见，探寻新的视角，必须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思维方式转变能力，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拓展研究空间。

　　其二，研究格局的变迁。二十世纪学术史告诉我们，上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格局经历了渐变的过程。但至上世纪末，它的总体布局可归纳为作家作品论与文学史研究、文献整理与资料建设、作品选注与文化普及、敦煌文献整理与敦煌文学研究等几个层面。不过，在看似平静的格局之中已蕴涵新的学术生命力。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辈学者开创的“社会—文化—文学”新的研究视域。从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到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再到戴伟华师《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展示出一幅清晰的演进图。如果再往前推，这幅演进图中依稀可见闻一多、刘师培、陈寅恪等大师的垂范之迹。其嘉惠后学之功已逐步显现，新世纪文学研究格局已发生全新变迁。单从论题上来看，“与文学”的结构范式，就是很好的明证。举凡政治制度、传统思想、社会思潮、社会群体(家族、流派、作家群、社团等)、科举、幕府、音乐、绘画、民俗、交通、文馆制度等文化层面，皆成为“与文学”范式下的研究主题。

　　其三，研究方法多样。与格局和范式变迁相呼应的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多学科交叉研究，注意在文史哲相关学科和其他交叉学科的联系中探索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心灵状态和社会处境。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寻求理论突破和思维转型。这种交叉研究的特质：一是体现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二是有利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是，交叉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多门学科知识，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往往因为其它学科知识的缺少而遇到困难。因此，交叉研究也正处于方法的尝试和工作规范建立的摸索阶段。

　　其四，研究手段现代化。古籍数字化和网络的发达，给文学研究增添了无穷的活力。信息化时代的研究手段具有多种选择可能，其典型特征是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以达到资源共享的最大限度。利用现有数字化成果，我们可以轻松地完成许多纸质时代费时费力的工作，比如古籍整理、辞书修纂、统计分析、古书辑佚等等。文史著作的图文并茂在过去是理想，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则并非难事。但是，方便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那就是过分依赖数字检索逐渐滋生我们的惰性。更为严重的是，研究中所必备的“问题意识”也由此渐次被吞噬。[11]现代信息技术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犹如“双刃剑”，因此，坚持古籍数字化“工具”本位显得相当重要。

　　其五，交流合作与个性化研究并重。传统的唐代文学研究偏重于个性化，其私人性质及门派分隔，多由信息闭塞所致。而在科技日益发达之现代社会，重视交流合作成为良好学术风气，互通有无的途径渐趋阔大，往往通过学术机构、团体、刊物、会议等各种形式加强沟通。而同时，研究的个性化特色并未由此消解。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在“全球化”大环境之下，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具个性的才越具价值。

　　可以预测，未来研究将在上述诸种力量的合力指引之下前进。

　　综上所述，唐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基础之一，是前人的劳动成果。我们认为，在尊重前人工作的同时，还应增强补阙意识。应具备发展眼光和与时俱进的心态，一方面要注重历时补阙，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学位论文空白点的填补。进一步拓展文学研究空间，不仅要有学术“史”的意识，更要有高屋建瓴“论”的感知预测。宏观通照，未来发展轨迹，是思维方式突破、格局范式变迁、方法手段现代化、交流合作与个性化并重诸种合力的结果。高瞻远瞩，扬弃刨土式的思维来展望，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之路虽不乏坎坷，而前途终归光明。

参考文献：

[1]巩本栋.程千帆沈祖棻学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2]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3]胡戟,等.二十世纪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赵小华.〈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座谈会纪要[J].江淮论坛，2005(2).

[5]陈友冰.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M].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1.

[6]张忠纲.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7]叶帮义.1949年-1980年唐代文学研究述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8]蒋寅.二十世纪后期唐代文学研究述评[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4).

[9]杜晓勤.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10]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M].中华书局，2006.

[11]吴夏平.数据库与古代文学研究[N].光明日报，2004-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