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徽州重教兴学之风的濡沐下，徽商形成了贾而好儒的特色。徽商好儒无疑对明清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梁启超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清初文化繁荣的贡献，媲美于意大利豪商对文艺复兴的作用：“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其时刻书之风甚盛……然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11]梁启超特别提到了盐商刻书对于文化繁荣的作用。“二马”显然是扬州盐商刻书的代表。其出版图书并非纯粹附庸风雅，而是“好儒”的文化追求。正是“好儒”的文化观念决定了他们出版理念。在选题上，他们尊奉儒家经典为正统，故喜欢刊刻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选题。“二马”不仅以前代儒经为选题，而且，还以清儒佳作作为选题。如著名学者戴震、王士祯等作品，都是其乐于刊刻的目标。如刊刻王士祯的《感旧集》，“二马”就曾与卢见曾反复商讨[12](卷2，刻渔洋山人感旧集序)，既反映了其选题之慎重，也表现了其刻印的浓厚兴趣。
“二马”酷嗜诗词歌赋，而且本身就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举办诗文酒会，与文人学士赋诗唱酬，这是他们追求儒雅生活的重要部分。相应地，与友人唱酬的诗文集，也是“二马”喜欢辑刻的选题。钱泳赞道：“（曰琯）与其弟曰璐俱能诗，好客，为东南坛坫。”[13](卷20)正因为“二马”有着真才实学，不同于一般的庸商，所以吸引着海内名士。“二马”结邗（韩）江诗社，时常举行诗文酒会，宴请名士。杭世骏称赞马曰琯道：“喜交四方名硕，结社韩门，人比之汉上题襟，玉山雅集。”[14](卷46，人物四，文艺)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7](卷8)他们即兴赋文吟诗，还有专人记录，随录随刻，“嶰谷诗社，以樊榭为职志，连床刻炉”[15]。刻印至成书速度极快，其发行也极快，几乎当天就可完成，甚至3天内还来得及重刻，“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7](卷8)。酷嗜诗文的“二马”，自然视此类出版为人生一大乐事，故此他们一生中曾多次辑刻，有《焦山纪游录》、《邗江雅集》、《林屋唱酬录》等唱酬文集传世。
5．务求精审的精品意识
除上述的注重高品位的选题外，“二马”的精品意识更突出表现在书籍的整理、校勘和版本的考订上。首先“二马”将藏书仔细辨别，考订版本，整理归类，编辑《丛书楼书目》。精审的精品意识更集中体现在校勘上。校勘时，马曰琯将不同版本的书籍同时放置书桌上，互相参比印证。常常“不至夜分不息，而双镫炯炯时闻雒诵，楼下过者多窃笑之。以故其书精核更无讹本，而架阁之沉沉者，遂尽收之腹中矣”。[5]其次，延请著名学者、校勘名家等共同鉴赏、考订和校勘。全祖望、戴震、惠栋、厉鹗等人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他们探讨时，往往“席上满斟碧山朱氏银槎，侑以佳果”，一旦得到满意结论，“卽浮白相向”[5]，情趣盎然。厉鹗每过扬州，“幸马君嶰谷、半槎兄弟，相与商榷……念与二君用力之勤，不忍弃去。”[16]第三，讲究图书的形体的精美。马氏所刻之书，字体娟秀，首尾如一，版框整饬，墨色均匀，雕刻精美，装订考究。“二马”专门“聘善手数人写书脑，终岁不得缀”[17]。《清稗类钞·鉴赏类》引前人评论说：“小玲珑馆马氏重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气动墨中，精光四射，视西安原本，几几青出于蓝。”当代学者谢国桢对雍正己酉（1729）年“二马”刻印的《韩柳年谱》推崇备至，称赞它“是一部雕刻精美的书籍”[18]。如此的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马版”的美誉名至实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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