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诗经》《楚辞》修辞特点产生的原因

3.1 《诗经》修辞特点产生的原因

　3.1.1 写作动因

　　3.1.1.1 作者

　　《诗经》作者身份繁杂。洪湛侯指出“诗的作者，有农奴，有役夫，有兵士，有官吏，有平民，有男人，有妇女，还有众多无名诗人的作品”[14]，《诗经》的写作脱离不开这些人的遭遇，这也决定了《诗经》“里巷歌谣”[1]的特性。

　　“‘国风'保存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们在最后写定时，虽可能有所润色，有的甚至还被窜改，但依然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15]。这些“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虽经宫廷乐师的润色，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平实自然的特色。

　　3.1.1.2 目的

　　农奴耕种劳作时喊口号振作精神，闲暇时总结耕作经验；役夫、兵士因生活艰苦枯燥而发泄怨刺；男人和女人的情感生活需要叙述等等，这些构成《诗经》各篇不同的题旨。洪湛侯将诗篇题旨概括为十个大类：祭祀诗、颂祷诗、史诗、宴饮诗、田猎诗、战争诗、征役诗、农事诗、怨刺诗、情诗婚姻诗[14]。这十类既是《诗经》的题旨、目的，又是《诗经》的内容。

　　《诗经》中的“国风”是经过官方采集的。“统治阶级采集诗歌的目的，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娱乐外，主要是为了了解人民的反映，考察其政治的效果，以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15]。

　　《诗经》是配乐歌唱的。而风、雅、颂的划分，也是由于音乐的不同。作为配乐歌唱的“诗”，必经过乐师整理，这也必然要求修改后的《诗经》节奏平稳凝重，便于歌唱。

　3.1.2 写作背景

　　3.1.2.1 时代

　　“《诗经》的时代，最早为西周初期，最晚为春秋中期或末期，持续时间前后约五百余年”[14],春秋时代呈现“简约、质朴、温婉、叙述”的风气[16]，《诗经》的“朴实、自然、简洁”等修辞特点受着春秋时代氛围的熏陶。

　　3.1.2.2 地域

　　中国文化向分南北，《诗经》属于北方文化系统。洪湛侯在《诗经学史》中谈到：十五国风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最南到达长江流域；《大雅》《小雅》产生在镐京(西安)和洛邑(洛阳)；《周颂》的产生地在镐京(西安)，《鲁颂》的产生地在山东曲阜，《商颂》的产生地在河南商邱[14]。可以说《诗经》属于黄河流域文化，北方中原平和包容的风土人情给了《诗经》温婉、中正的养分，因此《诗经》虽有怨刺却不偏激，而是在和谐的节奏中平实倾吐。

3.2 《楚辞》修辞特点产生的原因

　3.2.1 写作动因

　　3.2.1.1 作者

　　A、出身教养

　　屈原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年轻时丰资秀美,才华超群。他有极高的天赋,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学识渊博，文学修养很深。“他对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17]。良好的出身教养使屈原具有了强烈的忧国忧民和忠君致治的思想情感，也成为他人生中悲剧的起点。

　　B、文人姿态

　　与《诗经》的作者众多不同的是，《楚辞》中的主要作品是作者屈原在吸收民歌基础上进行的再加工和个性创造，是融入了他个人生命色彩的文学作品。屈原文学素养很高，他是以一个文人的姿态在写作，所以他的作品语法规则更为固定，铺张渲染的色彩更为浓厚。

　　C、情怀遭遇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这样评价屈原以及他的《楚辞》：“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嚳，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18]。

　　屈原是忠诚的，他对楚怀王的忠诚在被贬谪之后依旧坚定。其实很难界定屈原究竟是爱国还是忠君，在他的情感中，楚王已经成为楚国的象征，二者融为一体，他的忠君等于事国。

　　屈原是文人沦感伤怨的始祖，他对国与君纯粹的忠诚使他遭遇了那些置国家根本利益于不顾而只图取宠的佞臣的嫉恨，先君后己让他在贬谪后更感失落与哀怨。《楚辞》不断铺展、不断渲染这种失落和哀怨的气氛，屈原用激奋的文字记录他的爱国情怀与贬谪遭遇。虽然屈原的作品经纬纵横，包罗万象，却始终带着他自己的影子，让人摆脱不了这样一个丰满完整的人物形象。读《楚辞》其实是在读屈原的心路历程。

　3.2.2 写作背景

　　3.2.2.1 时代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国，战国时期的纵横风潮呈现出“繁丰、夸饰、峻切、议论”[16]的特点，《楚辞》或多或少受到这种纵横风潮的影响，也呈现出“纵横铺张”的修辞特点。

　　3.2.2.2 地域

　　历史上的楚国，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和重庆的东部等地。屈原所活动的范围大致在湖北湖南一带。楚国属于南方文化系统，拥有与中原文化相异的荆楚文化，楚地的风土人情给了《楚辞》区别于《诗经》的独特养分。

　　A、楚地民歌

　　楚地有丰富的民歌，以《采菱歌》《凤兮》《沧浪歌》等为代表的民间创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屈原正是在借鉴了这些民歌并运用楚地声调的基础上才创造出楚辞这一文学新体式的。他的《九歌》，参考的就是楚地民间的祭歌；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民歌的语言和表达技巧一经他的处理，便成为亮丽之笔。

　　B、巫风巫术

　　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楚人的鬼神留恋人间、与人相亲，不像北土之神那样森严可怖、怪诞不稽。楚人的祭祀用蕙兰、桂酒、椒浆等芳物，主持祭祀的是彩衣姣服的巫女。屈原《九歌》里，河神是南浦的美人；山神是‘既含睇兮又宜笑'，可亲可近的少女……自然与人在和谐中共处。

　　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

　　C、楚地传说

　　神话和传说不等同于历史，但历史却蕴藏在神话与传说之中。屈原的作品里有很多神话和传说，并且很多时候这些神话和传说是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九歌》基本是在写神话传说：东皇太一、云神、湘水神、太阳神、河神、山鬼等，而在《诗经》中，则仅有《生民》所记姜源生后稷有点神话成分。《天问》里数不清的问号重重叠叠，如张炜语“掌故、流言、国运，纯粹的神话和神仙异术，囊括一体，表现了一种伟大的迷茫和洞察”[10]。这种分辨不清的神话或传说或历史成为了屈原笔下瑰丽奇特的文字，使《楚辞》变得奇丽。

4 结语

　　《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两部开山之作，呈现出不同的修辞特点。古朴的春秋时代氛围和温婉的北方风土人情给予了《诗经》众多平民作者纯朴的思想意识，他们用最简洁最通俗的语言创作出最和谐最自然的诗歌；纵横风潮洋溢的战国时代氛围和奇异的楚国风俗地貌给予了屈原丰富的想象力，他怀着对国与君的诸多复杂情感写下《楚辞》。

　　《诗经》简洁精练、和谐中正、平实自然的修辞特点和《楚辞》铺张渲染、恢弘奇丽、激奋沉郁的修辞特点筑成两座文字的丰碑，屹立于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国修辞学的园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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