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举制度是当时文人的追求支柱和精神枷锁。

　　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的了。科举制对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以后，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

　　1864年12月，在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刊载了一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文章，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1866年12月，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

　　科举制度使儒家学说把“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灌输在国民头脑中。“学而优则仕”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因无一技之长，科举制度成了当时文人的追求支柱和精神枷锁。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以至到了元明之后，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衰弱了。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中国落后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参加考试的人远比封建王朝需要的人要多。落榜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来考。以致浪费了很多其他方面的人才，中国的科技落后了、思想落后了。接着就挨打了。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才真正砸掉了这个“精神枷锁”。为了生计，他们便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190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正式废除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科举制度。从新学堂的兴起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

　　废除科举制度是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科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以科举销尽天下英雄气。”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就是中了科举的“英雄”们，做了官后，帮助统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顺民”，这样，封建官僚机构便可以正常运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封建官僚机构的基石被捣毁，封建官僚机构如风雨中的大厦摇摇欲坠了。结果在废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纵观科举制度的一千多年，文人们靠它成名、享乐、治国、安邦……各取所需，科举既成就了许多人才，也埋没了许多人才。它存在一天，就有人追求它一天，也就束缚知识分子思想一天。弗洛伊德在《诗人与幻想》中说，作家创作的动因是幻想，是受到压抑的愿望在无意识中的实现。只有一个愿望没满足的人才会有幻想，也只有幻想才能满足受潜抑的愿望。艺术是原欲的补偿。

　　在当时知识分子看来，黄金屋和颜如玉只有在功名之上才会有，功名只有在科举之上才会有。这一“链状”关系决定了元明戏曲的“结构模式”必然是喜剧式的结尾，这一喜剧式的结尾反映的恰恰是当时知识分子悲剧式的生存状态，他们便在作品中弥补缺憾、渲泄不平、驰骋才华，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也是科举制度与文人的生存状况之间的矛盾、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的。

　　如今，我们研究元明戏曲的“结构模式”和当时知识分子理想追求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应有的理解和同情，树立正确的理想观、价值观、荣辱观。为祖国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刘虎澄编写《西厢记》，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2]周建顺编写《琵琶记》，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1997年8月第2次印刷。

[3]刘虎澄编写《牡丹亭》，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1997年8月第2次印刷。

[4]周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实用教程》，江苏教育学院。

[5]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2002年12月第20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