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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笑话中的地域歧视及其它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1970-01-01 08:00于哲学网发表

 3,为什么是宋人?
 
  为什么笑话老是发生在宋人身上、并为各国士人津津乐道呢?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爱讲“宋人”的短长、喜欢以他们为嘲弄对象呢?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宋国是殷族后裔建立的,商亡之后,为了不绝其祀(战国以前,兴亡继绝是所有贵族应该遵守的原则),先立纣子武庚,武庚反,改立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号宋公,以奉殷祀。这就是宋国。其地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宋国君常常自谦地说,宋国是“亡国之遗”,其实这也是事实。失败者是弱势者,强者嘲笑弱者,仿佛是一条铁律。未庄的人们嘲笑阿Q,阿Q嘲笑王胡、小D或小尼姑也是明证。
 
  二,宋国封爵为“公”,在周初是最高的,与之比肩的只有周公的封国——鲁,连姜尚的封国——齐,也仅仅是“侯”爵。宋国封爵高,但国势很弱(墨子就讽刺楚国攻打宋国是百万富翁偷盗破落户),春秋时老打败仗。其他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宋国又嫉妒,又看不起,嘲笑可以化解因嫉妒而产生的痛苦。
 
  三,宋国既然是殷人之后,其它各国统治者多是周族姬姓之后,周、殷两族文化差别很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③虽然,殷人受封于宋以后,政治制度上不会完全保持殷商那一套,一点变化没有,必然向周靠拢,但文化习俗上必然保留许多殷族的东西。孔子晚年做梦“奠于两楹之间”,说这是殷人习俗,自己是殷人之后,恐怕寿数不多了,可见当时殷人还是有许多不同于周人的习俗的。这就会令宋国四周许多姬姓诸侯国的统治者和人民看不惯(如阿Q鄙薄城里人把“长凳”称之为“条凳”;煎大头鱼不放半寸长的葱叶,放“葱丝”等),被看作是异类。宋国人自然会受到周族人的嘲笑。殷族人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可笑的,于是后代说到愚人闹的笑话,常以宋人为模特。
 
  四,从西周进入春秋之世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频繁,政治力量重组,原有的贵族制度解体,贵族社会的游戏规则也逐渐消失。奇怪的是国力中下的宋国却还保留许多不适于竞争贵族的礼仪制度。如宋襄公在与楚国作战时“不鼓不成列”(对方不排好队列,自己不进攻)“不杀二毛”(不杀年老的军人)等等做法就属于贵族战争的游戏规则,春秋时代已经不被理解,无怪毛泽东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左传》写到宋国与他国作战时,常常当作笑话来写,可见春秋时人对宋国统治者和殷族人的一些做法是抱嘲笑态度的。如《左传·宣公二年》记宋国与郑国之战:
 
  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狂狡輅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立于门外,告而入。见叔牂曰:“子之马使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这个故事很像一篇诙谐小说。宋国上下都有点特殊性格,这是不是与殷族的民族性有关呢?郑国(郑国也不算强大)伐宋,由宋国华元为主帅出兵抵御。战争不利于宋。宋的一个将官狂狡积极迎战,但他看到一个郑人逃到井里,便把戟柄递给郑人,救他出井。不料郑人借此俘虏了狂狡。华元在两军大队人马对垒时也被俘虏了,他是因为在战前宴会上忘了给自己战车的驭手羊斟分羊肉。当两国交兵时,这个驭手说:“分羊肉时,你作主;现在打仗了,我作主。”于是把兵车驰进郑国军队。华元被俘。后来,宋国用100辆兵车。400匹战马赎回华元。赎金刚送了一半,华元趁机偷跑回来。到了宋国城外,他立在城门口报名而入。羊斟先跑了回来,华元见了他说:“不赖你,是你的马出了问题了吧?”羊斟回答:“是我故意的,不能怨马。”羊斟回答了华元,便跑到鲁国去了。宋国加固城墙,防备郑国再来入侵。华元主持这件事。一次,他在巡视工程时,筑城的民工唱起打夯歌:“瞪着大眼睛,腆着大肚子,败军之将挺神气!浓密的胡子长满腮,丢盔卸甲逃回来!”华元让自己副手回答:“牛儿全都长着皮,旷野的犀牛还很多,丢点盔甲算什么?”筑城工又唱:“纵然犀牛都有皮,您到哪里找油漆?”华元对副手说:“他们人多,我们说不过他们,赶紧走吧!”这是宋国战史的记录,也是宋人性格的展现。狂狡这个人勇敢善良,但不宜于做将帅。华元也是如此,他有贵族的全部的教养,勇敢,遵守制度,有礼貌,宽容,总是给留人有余地……然而这一切都因为他打败仗,成了“弃甲归来”的败军之将,因此,那些好的品质都成了笑料,上上下下,包括《左传》的作者都不原谅他。战胜对方几乎成了当时唯一的价值,其他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后世人们常常说的“成王败寇”。其实从这时就开始了。这种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在以胜利为惟一规则的时代,当然会被人们视为蠢货。
 
  宋人被嘲笑是与他的国家密切相关的。
 
4,还有一个“郑人”
 
  法家理论,苛酷寡恩,韩非子爱讲笑话,其中许多笑话给读者的感觉是阴冷的,但他讲到郑人时有点例外,郑人的故事往往是使他开心的笑话,他的开心使整个笑话的氛围也开朗起来。我们读这些文字可以感受到作者写到这些时很开心,下笔很放松,有点肆无忌惮地嘲笑他们,不必有什么顾虑。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外储说左上》)
 
  古往今来许多争论与此相似,永远不会有结果,谁最有耐力,能说到最后,就是胜利者。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外储说左上》)
 
  黑格尔哲学中讲“异化”,当“异化”出“度”来时候,郑人只相信这个“度”,而不相信本我了。
 
  郑人有一子,将宦,谓其家曰:“必筑坏墙,是不善人将窃。”其巷人亦云。不时筑,而人果窃之。以其子为智,以巷人告者为盗。(《说林下》)
 
  人有亲疏,人们所表达的意见不应该有亲疏。实际上在有权者听别人说话时首先是想像言者的动机,推度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当然推测的结果是由言者与听者关系的远近决定的,话的内容反而是第二位的了。常言告诉人们不要交浅言深就是这个意思。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袴,其妻问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因毁新,令如故袴。
 
  郑县人有得车轭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是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轭,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此女欺我也!”遂与之斗。
 
  郑县人卜子妻之市,买鳖以归。过颍水,以为渴也,因纵而饮之,遂亡其鳖。
 
  郑县人有屈公者,闻敌,恐,因死,恐已,因生。
 
  (以上《外储说左上》)
 
  这几个笑话中出现的郑人都是可笑的。他们有的贪生怕死,听说敌人来了,还没有交手,他先吓死了。大约敌人没有什么动静,恐惧劲头过去了,他又活了过来,仿佛得到了第二次生命。他们愚昧,还很教条主义,“宁信度,无自信”;比照旧裤子做新裤子,就要在新裤子上挖个洞,做到百分之百相同。这个“卜子之妻”是有些缺心眼,不仅给丈夫的新裤子上挖洞,买活鳖竟把它放到河里饮水,让它白白跑掉。郑人夸夸其谈,好说大话。一个说与“尧同年”,一个说与“黄帝之兄同年”。他们的愚昧还表现在不相信别人,自己不认识“车轭”,别人好心地告诉他,他还认为别人欺骗他,非要跟人家动手。同样的话,儿子的告诫,他就相信;别人的告诫,他认为是试探。东西丢了以后,这位郑人还“智其子而疑其邻”。这些形形色色的郑人,在韩非的笔下都是很可笑的。为什么都是“郑人”?韩非是不是有些地域歧视?这是毫无疑问的。
 
  韩非是韩国的贵公子,韩国的贵族,而郑国是被韩国消灭的。三家分晋,魏、赵都各有辉煌时期,战国七雄中的秦自不必说,齐、楚、燕也都各自强盛过,惟有韩国,除了建立之初(前375年)灭郑国以外,真是乏善可陈。于是灭郑成为韩国人永恒的光辉的记忆。韩国灭郑后,把国都迁徙到郑(现在河南的郑州),韩国贵族们每天面对的都是“郑人”,为了回忆自己的曾经的光辉,这些郑人就成为他们嘲笑揶揄的对象。这也说明尽管到了韩非时代(前280?—前233?),韩国已经以郑为都城100多年了,韩国人与原有的郑人都经历三四代了,按说两国的人民应该磨合得差不太多了,然而从韩非大量关于郑人的笑话来看,韩郑两国人的关系还没有摆平,这是因为韩国贵族对郑人的歧视仍然没有多大变化。因此,他在叙说郑人的笑话时才使读者感到他很开心。其实不久之后,韩国人民也面临着与郑人同样的命运,做了秦人的亡国奴。
 
5,不亵不笑
 
  所谓“亵”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黄”,现今人们为泛滥的“黄段子”所苦,古代也有这个问题。也就是在大庭广众之间说黄段子。明代的陈良谟在《笑政》说到笑话“十忌”中就有“涉阃政”一条,反对拿闺中的男女之事取笑,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之中。然而自古以来拿着类事情开玩笑的也真不少,到了明代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娱乐业繁荣,而“娱乐”中说一些黄色笑话也成为一种时尚。当遭到反对时他们便拿“不亵不笑”为挡箭牌。
 
  《金瓶梅》第六十七回温秀才说:“自古言‘不裘不笑’。”传统笑话中明代以前涉及到两性内容的不多,民间有一些,人们称之为“荤笑话”。文人士大夫的荤笑话相对“文雅一些”唐代《中兴间气集》记女道士李季兰与诗人刘长卿互相嘲谑事,言季兰
 
  尝与诸贤集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乃诮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座大笑,论者两美之。
 
  “阴重之疾”即疝气。如果将这个故事译成白话,必涉猥亵,然而李、刘二人互相讥消,反应敏捷,两人俱用陶渊明诗的成句,语意双关,十分巧妙。他们的机智给人们带来了欢笑。其它如《聊斋志异》等一些文言短篇小说中在描写两性关系时大量运用典故、比喻隐语,往往十分巧妙,虽亵而不流于秽,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和会心的笑。明代这种笑话为市井细民所酷好,即便是文人士大夫也未能免俗。应该承认这类引人发笑的幽默文字与专为嫖客服务取笑的下流笑话以及反映小市民低级趣味的“荤笑话”是有所区别的。我们在评价传统笑话时不要把凡是涉及两性内容的就认为是 “淫滥”而全部驱逐出这个领域,关键还是由作者对这类题材作品的态度而定。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只有写两性的笑话才能给人们带来愉悦、才可笑 (外国笑话中这类作品也很多);也不必对此持一概否定的态度,不许人们去接触它、研究它。
 
注释:
①《列子》被认为是伪书,但有些著作(如马达的《〈列子〉真伪考辨》)认为不伪。
 
②当时还没有纸,账条是竹木制成,一剖两爿,结合部刻有锯齿,这一方面是表明借钱多少,以齿数为记,另一方面,也可以准确地认出另一爿。
 
  ③《观堂集林》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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