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儒道两家都有“无为”之说？李约瑟认为“无为”是中国思想的根本观念，“无为”概念的最深沉根源之一，可能在于原始农民生活的无政府性，植物没有人干涉就生长得最好，人没有国家干涉就最昌盛。我们知道，儒道两家都不主张“生事”，儒家主张以“道德”（反倒是道家作《道德经》！）修、齐、治、平，但其最高理念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界有相通之理，无论“天人感应”还是“理一分殊”。这样的自然观与社会观之统一，在道家那里就表现为“道法自然”，即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其“道”，不要违反。晋王弼《老子注》释“无为”为“顺自然也”，至今亦多作此解。这样的思想与中国农耕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靠天吃饭”的生存实践分不开，也同当时争霸战乱造成民不聊生的政治局面有关，还有生产与生活的观察形成了人们对自然或社会一些规律性认识的经验，这些恐怕就是“无为”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的一些要素。“无为”就是要依自然和社会的本来规律而不强行，不违反物性，自然如此（so of them selves），取法于自然之道本身的运行，虽无所作为却能完成一切，否则只能劳而无功。当然，要想对儒道两家为何都持“无为”说及其异同作出系统性研究与论证，还需大量工作，远非这里可说清楚。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儒道两家是否经历一个从早期的“和平共处”到后来的“分道扬镳”，到再后来的“三教合流”？郭店楚简的出土与上述文献记载到底说明什么？有待方家指教。不过，上述论点若可成立，是否涉及“摇撼我们传统知识”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居于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也主张“无为”，那么以往“定论”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定式有否重新认识的必要？更令人疑惑的是：如果连“无为”都成了几家所共有（其他学派也有“无为”之说此处不赘），那么还有什么“话语”能用来界定或区分诸子百家呢？—————这问题可大了！
看一下历史上有关各家各派的说法──《庄子•天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荀子•解蔽》“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他还作《非十二子》但没提老庄。《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这些都没有多讲道家或儒道关系。到司马谈（？──前110）论“六家之要指”，提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司马迁作《史记》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但他将老子与韩非子共同立传，说是前者“无为自化，清净自正”，后者“揣事情，循势理”。孟子与荀子合传，说他们“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之兴衰。”管子与晏子同传，是因为“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太史公自序》）总之，太史公列合传以共性为基点，或虽途殊而归同，如管、晏所持虽异却都辅君成业。这也说明至少到汉武帝时各家各派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将后人看来最无作为的道家之祖与最要入世成事的法家集大成者立合传是为证。到西汉末刘歆《七略•诸子略》辑录“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将诸子百家总括为十家：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除小说家），这也就是所谓先秦至汉初的“九流十家”。班固有“诸子皆出六经”说，认为诸子百家“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总之，各家学派恐怕从最初就很难完全分开，无论是一家兼采诸家之长，还是各家相互并存互相汲取；是从初时的“和平共处”到后来的“分道扬镳”，抑或再从“分道”趋向“合流”，代表某一家某一派思想最具典型性意味的部分（尤其是最具代表意义的基本“话语”）总还是该有不同的──然而，本文的研究却更多地证明了思想史的重大疑惑。
另外，再一个疑惑是：出土的实物中按今人看来的不同学派的材料为什么会不止一处地埋在一起？郭店楚简中既有《老子》、《太一生水》；也有《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马王堆汉帛书《老子》甲本后有四篇佚书，整理者题了篇名：《五行》、《九主》、《明君》、《德圣》，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德圣》“其文句多受道家影响。”（《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再认识＝，载《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第325页》仅从这两处（自战国至汉代）学术材料较多出土的文物中， 就可以看到儒道典籍依然杂陈，更不必说后代的几教合流或一位撰主同时尊儒、崇道又拜佛了。今人的研究多习惯基于不同的“家”或“派”，这本身是否就是值得重新检讨的思维定式？本文仅提出个人多年来一些认识或疑惑，还谈不上系统性研究，观点也不成熟或可能有悖常识，仅作为本人所谓“学术研究史”（认为跨世纪学术深进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对本世纪学术研究史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提出，特请教于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