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唐与之道》“禅让说”与儒、墨“禅让说”之比较，得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唐虞之道》作者派别问题。由上论所见，《唐虞之道》的作者，既不属于热衷鼓吹禅让
的孔孟等儒家派别，也不属于试图实施禅让的墨家派别，其作者学派归属于哪一家呢？上面分析
过，《唐虞之道》在论述尧之所以禅天子位于舜，是因舜有德行能服众，而不是因“天命”降临
到舜头上，这点同于墨家而异于儒家；《唐虞之道》在论述尧禅天子位于舜的过程时，将由尧
“闻”舜孝、慈、悌等德行，故而禅位，而不是由民选，这点同于儒家而异于墨家。另外，《唐
虞之道》还讲“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时事山川，教民有敬也；亲
事祖庙，教民孝也；大教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主“尊亲敬孝悌”是顺从天地自然法则
而来，这又与黄帝学派的某些学说相似。《管子•五行》：“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
常而察于地利，得苍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
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之至也。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
者；苍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工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
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 黄帝的政治体制是顺从天地四方之自然法则而设立的。与此可相参
者，是《管子•禁藏》所论：“夫为国之本，得天时而为经，……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
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
患。” 另外，今存《鬼谷子》中的残篇《持枢》有曰：“……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
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古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不可干而
逆之。逆之者，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 从内容比照来讲，《持枢》所论亦当是黄
帝学派的“从天而治”学说。可与《唐虞之道》的“尊亲敬孝悌”是顺从天地自然法则而来相互
参照。
从这些比较可见，《唐虞之道》的作者应是受儒家、墨家和黄帝学派诸学说综合影响的一位学
者。
其二，《唐虞之道》的社会影响问题。《唐虞之道》所鼓吹的“禅让说”，在战国时期发生过什
么样的社会影响呢？战国中期，“禅让说”曾产生过很大影响，特别是在魏国、燕国都曾产生过
实际影响。魏惠王曾欲传国于惠施（见《吕氏春秋•不屈》），魏将公孙衍曾鼓动史举游说魏襄
王禅位于魏相张仪（见《战国策•魏策二》）；燕王哙曾听从鹿毛寿之劝，让国于子之（见《战
国策•燕策一》、《史记•燕世家》）。但无论是鼓吹禅让者也好，还是实施禅让者也好，他们立
论的基点都不是旧有的“天命转移”，而是立足于“贤义”、“声名”等道德准则，着眼于“获
贤名”：《吕氏春秋•不屈》评魏惠王欲传国于惠施时说“惠王谓惠子曰‘古之有国者，必贤者
也’；夫受而贤者舜也，是欲惠子之为舜也；夫辞而贤者许由也，是惠子欲为许由也；传而贤者
尧也，是惠王欲为尧也”；公孙衍鼓动史举游说的理由也是“王让先生（指张仪——引者注）以
国，王为尧、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许由也”（《战国策•魏策二》）；鹿毛寿劝燕王哙让国的
理由也同样是“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今王以国让相子之……是王与尧同行也”
（见《战国策•燕策一》）。在争于力的战国中后期，禅让同其他政治措施一样，已成为获取名
利的权术手段。由此可见，不论是《唐虞之道》的“禅让说”也好，还是儒、墨的“禅让说”也
好，在战国时期都没有被之政者采取而产生实质性的社会影响。它们都只是作为一种思想学说仅
在同门或少数学派中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