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笔者就此向廖名春先生请教时，廖兄称此字当为假借字。

[②] 庞朴著：《郢燕书说》，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文论丛》特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37-42页。

[③] 李天虹著：《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④] 傅斯年著：《性命古训辨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⑤] 此说据赵诚编著：《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8页。

[⑥] 傅斯年著：《性命古训辨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⑦]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31-832页。

[⑧] 傅斯年著：《性命古训辨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⑨] 陈先生的有关论述请参见氏著：《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3月版，第161-223页。

[⑩] 《西伯戡黎》与此有关的上下文是：“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就是说，不是先王之灵不佑助我们后人，因为您国王放纵游逸，沉湎于酒色而自绝于先王、先祖，所以皇天抛弃了我们，使我们得不到安宁的生活，大王您不能感悟到上帝的天性，不遵守常规法典。现在我们国家的人民没有不希望国家灭亡的，他们说：“上帝为什么不惩罚我们的国王呢？”天命是不可能永远眷顾我们的，现在您打算怎么办呢？孙星衍本将“大命不挚”置于引号内，笔者以为不妥，故将其移出来，表示是西伯的话，不是“民”说的话。引号内的话是民众泄愤，引号外的话是西伯的理性总结。

[11] 《性自命出》之“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成之闻之》之“天降大常”等等，都无不是这种理路的延伸。

[12] 傅斯年在其《性命古训辩证》中说，《吕氏春秋·重己》中的“节乎性”，“应题‘节生’，其曰‘节性’、曰‘安性’者，后人传写，以性字代生字耳。（吕子全书皆然，详下）节性之义既如是，则《召诰》之云‘节性’，在原文必作节生明矣。”（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页）后人改写是有可能的。传世文献中均写作“性”，而新出郭店简与上博简均写作“眚”，就是证明。但问题是，傅氏以为，所有改写均由“生”而“性”，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并且以此为据，又冒然曰，先秦之“性”字，均不脱“生”之本义，则大错矣！对此徐复观先生有系统而翔实的批判，请参见《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一章《生与性——一个方法上的问题》。徐先生的批判是中肯的。

[13] 从先秦时期青铜器造型由狞厉之美到理性之美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人类逐步脱离动物界，最后进入理性天地的进程：夏代“铸鼎象物”，其“各式各样的的饕餮纹样及以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铜器其他纹饰和造型，特征都在突出这种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突出在这种神秘威吓面前的畏怖、恐惧、残酷和凶狠。”战国时期青铜器之美在于，“宗教束缚的解除，使现实生活和人间趣味更自由地进入作为礼器的青铜领域。于是，手法由象征而写实，器形由厚重而轻灵，造型由严正而‘奇巧’，刻镂由深沉而浮浅，纹饰由简体、定式、神秘而繁杂、多变、理性化。” （李泽厚著：《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第46-47页。）这种理路与先秦儒家性情思想从“生之谓性”的观念中脱颖而出，不断人文化、理性化、中和化、与天道相融为一的发展进程是相一致的。

[14] 金景芳先生说：“‘在地成形’，‘形’是什么？我认为‘形’是五行，就是水火木金土。”（见《〈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5]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  四），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第1300、1405页。

[16]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  三），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第1123页。

[17] 《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七），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第1992页。

[18] 徐元诰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5页。

[19] 徐元诰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页，第350页。

[20] 《荀子·修身篇》曰：“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刦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