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福利国家：民本主义和德治主义的理念，落实到实践层面，就是“福利国家”政策。“福利国家”，即孔子所谓“富之”“教之”、“足食足兵”和“无讼”，孟子所谓“仁政”与“井田”理想。中国社会精英认为，满足人民物质方面的需要是国家生存的命脉。所以，国家最迫切的政策就是孟子所谓的“制民之产”，即让人民有一定量的土地，并实施“劝耕”、“劝农”、“和籴”、“义仓”之策，通过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生产和流通使人民具备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

中国人潜意识中有“均富”观念，即希望社会上每一个人均能享受最基本的生活水准，认为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拥戴国家，国家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发展，如此就可以“足食足兵”、富国强兵。当然，中国人的“均富”不是要财产完全公有，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要反对社会贫富差距拉得过大，因为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中国人，不管是精英人物，还是普通民众，往往怀有“制民之产”那样的“井田式”理想，要求国家能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份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产业，并通过宏观的财经调控，来统筹社会贫富均衡。

当人民达到一定的富足后，还必须对人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即开办学校，对人民进行教化，使人民知书达礼，息争少讼，过上有道德的生活。在中国人看来，政府有积极教育人民、训练人民而使其达到有知识、有教养状态的职责。在教化人民的过程中，官员既是教化的推动者，又是教化的对象。这样，不仅要求官员自己必须修身养性、遵守社会准则，做人民的榜样，而且官员应该积极兴办教育，化民成俗，以德礼导引人民，把刑罚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中国人眼中的国家有道德或伦理的倾向，具有某种“政教（‘教’即教化）合一”的色彩。

总之，中国人希望通过“国家干预主义”，由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照顾人民的福利；希望国家同情社会弱势群体，对鳏寡孤独残疾的人实施救助；希望国家实行粮食等战略物质的储备和调控，赈济饥荒年月的灾民，适时适度调控物价，以防大商人通过操纵日常用品的价格使老百姓生活陷入困顿。另一方面，还希望国家重视教育，并结合老百姓的具体实际，实行切实有效的教化，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统筹社会和谐，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福利主义观念。

8、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是中国人最高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社会，可用《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和“讲信修睦”四句话来概括。“大道之行”，就是指当世界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共同遵行“大道”时，各个文化群体和国家就可和平共处，成为“天下一家”的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即认为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由人民选举出贤能的人来管理。这里，“天下为公”是一种民主的政治理想，而“选贤与能”是一种具体的民主制度。“讲信修睦”就是说大同社会是一个人人遵守道德、人人有君子教养的礼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一个人人各安其分、各守其位，每个人实现了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自由社会。而且，这个社会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一个货物与服务极大丰富，而私心极小的社会。

           大同社会，实际上是当前面的七个价值都得到充分珍视、充分实现后产生的社会，它是一个统筹了文化、国家、人群、贫富差异的社会，一个充满仁爱、福利、民主、自由的道德社会，它是“把人当人”的社会。大同社会是真正中国本土意义的“黄金社会”，这也是人类所能设想的、真正可能达到的最理想的社会，它不是“乌托邦”。

中华价值观的八方面是中华民族的“拱心石”，其中“合和”观是中华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它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倾向，伦理理性、礼仪社会和人格尊严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而民本主义、德治主义、福利国家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政治社会旨趣，之后它们则都汇总于大同社会理想中，这是一个相当谨严的价值构造。

最后，中华价值观既有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又有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是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统一。重要的是，这些价值观还在影响着中国人的言行，只要我们与时俱进，对某些成分做适当调整和创造，它还将会成为中华民族甚至人类的精神源泉。二十一世纪，正当中华民族意气风发，稳步走向国际、融入世界之时，我们更应该继承、珍视、提倡、创造、弘扬光大中华价值观。 

参考文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