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器、道、形三者之外还有一个“心”字，对于社会、世界、认识论、科学知识、道德价值来说，此一心字最为重要。此心当然只能是有知觉、有意识、会思想的人心。道与形，都离不开心，都只是我心的产品。器作为纯粹的宇宙之物，原是可以离开心而自个存在的，但是，器在宇宙里静寂空荡，一无意义，一无所用。器一旦离开我心把它建构成事物表象，一旦离开我心去感觉它、认知它，它就不可能进入我的世界，就不可能进入社会领域而成为人眼里的存在。器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无。这便一如海德格尔所曾说的：“世界总是精神性的世界。动物没有世界，也没有环境。世界的没落就是对精神力量的一种剥夺，就是精神的消散、衰竭，就是排除和误解精神。”[②]没有人产生之前，没有我心介入之前，物还只是物，不被感觉，不被认识，也不被命名，连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正是我心把物自身硬拖进了我的感知系统，才有所谓“我的世界”，物才变成为事中之物。佛教哲学说“万法唯识”、“境由心造”，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所说“心外无物”，以及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其实都不是无稽之谈，都有发人深省的道理。世界上有哪一个物没有被我心所感知就可以直接进入我的世界？没有，绝没有。
人心之中，每一个事物都有相应的道，但是不是人心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构成道学呢？非也。只有经过理论化、系统化、知识化整理和加工的学问才有资格称得上“道学”。物理学是道学，化学是道学，生物学是道学，地质学是道学……，世界上有多少种物，就可以有多少种道学。那么，有没有一种比这些具体科学在理性层次上更进一步的道学呢？有没有一种能够渗透到所有具体科学最底处而对它们起着根基支撑作用的道学呢？有。一切道学中，最基础、最根本抑或最高最后的道学则是哲学。抑或，这就是希腊语ta meta ta physica 或拉丁语metaphysica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世界上的事物留存在人心之中的道，纷繁复杂，不计其数。但一阴一阳，是一切存在着的事物在人心之中留存下来的最最基本的理念形式，是人心对表象世界一切事物所做的、最后的抽象和提升，是一种极限程度的凝练和简约，也是一种近乎绝对的事物普遍形式，这才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最高或最低的道学——哲学。作为最凝练、最具有概括性的道学，哲学不关乎器，至少不直接与器相联系，而只是对关于器的所有道学的再度总结、进一步提升。而这才是真正的哲学，才是最纯粹的哲学。康德说过：“我把不关乎对象而只关乎认识对象的方式的所有知识称为先验的。这一概念系统可称为先验哲学。”[③]科学直接关乎对象，而哲学则是最高程度的形而上，对一切科学都有所超越，占据着一定的高度，具有一定的穿透力，始终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相对于哲学所研究的大道来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一切具体科学所研究的都还只是小道。然而，哲学的大道并不是无源之水，它也是从具体科学的小道中推演、凝练出来的。
于是，哲学便不可能是具体的科学，它具有无可争辩的真实性和现实性，但却没有任何实际的用途，但它既可以留存于生活的最低处，同样也可以位居于生活的最高处。哲学的用途好似“润物细无声”。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就是哲学的绝妙之处。K.雅斯贝尔斯曾说：“一个伟大的传统正在召唤我们。尽管哲学思想派别繁多，尽管各派思想相互对立，彼此排斥，自命为真理，但是，在所有的哲学中都有着一个‘一’，没有人拥有这个‘一’，但一切认真的努力无论何时都为之神迷——趋向一个永恒的哲学。”[④]显然，一阴一阳，就是中国哲学所追寻到的“一”，是中国哲学里简约得不能再简约的永恒“逻各斯”（Logos）。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无疑应该是真正的哲学，又何尝逊色于西方哲学？！
老子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二十二章》）王弼注曰：“一，少之极也。式，犹则之也。”老子哲学里的“天下式”，一方面，从本体论上来理解，器作为纯粹的物自身，可以被天下所有的人看；器作为公，可以被任何人所偏取，而分别成为每一个人自己心目中的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面对同一个器，所有感觉与思维健全的人都不会把此一器看成彼一器，因为作为刺激源的器始终决定着人心的经验客观。另一方面，从认识论上看，它可以就是天下万事万物所共同遵守的基本法则，就是最大普遍性，具有最全面的覆盖性和代表性，就是存在世界基础的基础，就是天地之间的最小通约值，转换成《系辞》的话语则显然是“一阴一阳”，转换成西方现代哲学的话语则应该是“逻各斯”。老子又说：“万物得一以生”（《老子·三十九章》），这里的“生”颇值玩味，似乎不应该作为“生成”、“产生”解，而应该是“存在”、“是其所是”、“成为自身”之意。既然“一”为“天下式”，那么，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已经处于人心所赋予的“一”的最普遍通式的辐射之下了，“一”乃是万事万物是其所是、成为自身的、最源始的根据。所以，与“一阴一阳”一样，老子的“天下式”也是对天地万物最高最后的概括，无疑也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然而，由此延伸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却是，从《老子》的“天下式”到《系辞》的“一阴一阳”，哲学的思维已经具备了走向抽象化、概念化、形式化的可能，但是为什么这种可能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都还只是一种可能而绝没有拓展出一种执著的理论理性的追求呢？显然，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又十分深邃的问题，几乎涵摄了中国社会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及哲学气质等方方面面。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问题攻克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也一定会迎刃而解。
一般地说，关于世界表象事物最直观、最感性的道，每一人都能获得，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只要思维功能健全即可。道学，大多数人也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获得，就像各类各级学校教育所进行的那样。但是，作为总结出“一阴一阳”世界普遍形式的最高或最低道学——哲学，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学得来的，甚至它根本就不能靠学习而获得，尽管人人都不乏哲学的情愫。茫茫人海中，绝大多数人都只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看人看物看事，有几人能把错综复杂的关系逐一剥落下来，而真正在“一阴一阳”的终极层面上把世界看个透呢？在这个世界里，大多数人往往只满足于获得事物之理，满足于掌握关于某一或某些事物的科学知识，但是，真正追求大道的人却愿意不断地走向物的本体自身。
四
器、道、形、心四者之间，看似再简单不过，其实一定存在着诸多难以为人心所理解而几近于神秘的因素。（1）为什么器自身存在以及为什么器是这样存在着，而不是那样存在着？或者，为什么一个物是一个物本身，只是它自己？这似乎就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所指出的：为什么会有物自身，只有上帝才能够知道答案，这也是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到海德格尔生存论，西方哲学所始终追寻的问题：“das Seienden in seinem Daβ- und Sosein”[⑤]，即为什么存在者存在及如此而存在，或为什么是及是其所是？（2）物自身究竟是怎么来到宇宙里的？即物的发生过程之谜。（3）为什么人心又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或接近存在物？凭什么，靠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4）为什么只有人心才能够产生出道、形，而不是人身上别的器官或别的一个自然物？人心自我意识，来源于哪里，又归属到哪里？（5）被人心建构出来的关于事物的印象、道、形为什么又恰恰能与物自身的特性相一致？“客观”是如何与物自身相统一的？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统一？认识论的根源是否最终都得一一落实到本体论上呢？（6）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能够既是物自身，又是反映物自身的存在者？这难道只是一个纯粹认识论问题吗？（7）运动，究竟是属于物自身呢，还是属于人心的感觉认知系统呢？……。目光肤浅而庸俗不堪的科学家们及一部分哲学家们总以为这些根本就不能成为问题而从来不去做认真而严肃的思考，其实，这些问题都属于前提之前的问题，都带有更源始、更根本的决定性质，非常幽深莫测，不仅一切科学解决不了，而且一切哲学也都深感棘手。于是，人们不得不把它们交给信仰去处理。所以，科学走得越远，就越能够与哲学相交汇；而哲学走得越远，就越能够与信仰宗教相交汇。世界之内，普通人永远都生活在前提之后，而真正的哲学家则一定把自己的目光锁定在前提之前。海德格尔说：“哲学不会否认但也不可以仅止于认可它们的前提。哲学理解前提并将前提及前提之所以成为前提予以深入展开。”[⑥]一切深刻的哲学无不始终都关注着前提之前提及最大的前提。
人类思想的历程已经表明，最严肃、最艰苦而又最具有征服力的哲学追求一定是指向本体之物的。释迦牟尼如此，耶稣基督如此，老子、庄子如此，康德、海德格尔也是如此。一切哲学的最高问题都应该在本体论里，都应该回到物自身（器）上来，尽管那个物自身原本是静寂空荡、无知无识的。最深刻的哲学，一定在讨论着本体论。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佛教哲学里始终强调要达到那个最源始的“真如”、“佛性”或“如如”，为什么老子、庄子竭力把人类拉回到那个“老死不相往来”、“忘己”、“无待”的原始时代，为什么康德要让一切旧形而上学在上帝、灵魂、自由面前望而却步，为什么海德格尔会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始终都把“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作为一切形而上学乃至他的整个存在论哲学首要而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来看待。
在世界发生之前，作为本体之物的道已经是其所是。在世界发生之后，作为人心之中的道因为有人心意识的存在才能够产生。人存在于世界之中，要想把握住本体之道，就不得不消解人心意识中益已存在的道，而拒绝一切感知心灵的参与。这便是所谓的本体追寻。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八章》）；佛教禅宗主张“破一切相”、“不立文字”，等等，都是在讲那个作为本体的、始终都是只物自身的道、器。道不可说，但却还是要说，还不停地在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易被常人所理解的哲学之境。
哲学家们沉思到最后才猛然发现，不仅“哲学是什么”不可回答，就连“物是什么”也是不能问的。一方面，物自身是本体，不能被思维，也不能被言说，根本无法进入我心的感觉系统，于是也无法进入表象世界，正如D. 休谟、康德所说，物自身不可知。另一方面，物自身即生即灭，过去的已经死亡，将来的还没有生成，当下的也正在死亡，所以物自身其实只是一个无。[⑦]哲学的最高境界是对无的发问，尽管这种发问已经被证明是完全徒劳的。
《金刚经》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
《景德传灯录·居遁禅师》记曰：“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此一问最苦！”
海德格尔说：“无既不是自为地出现，也不出现在它仿佛与之亦步亦趋的那个存在者身旁。无乃是一种可能性，它使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得以为人的此在敞开出来。”[⑧]
问不可问之问，说不可说之说，把哲学推向其本身永远无法企及的境地，这才是哲学家的悖论，才是哲学家乃至整个人类永远不可超越的游戏。所以，海德格尔又说：“对无的追问把作为追问者的我们自身也置入了追问之中。这种追问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⑨]显然，哲学家的这种乐此不彼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我们永远都无法想象一个已经植根于形而上学土壤之中的树苗如何能够超越培育出形而上学的那片土壤。于是，形而上学本身就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悖论，这个活动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不可能，人类却将这一活动延续了很久很久，并且也逐步形成了哲学学科自身相对稳定的话语系统和问题领域。人们并不因为哲学难以定义或哲学家之间众说纷纭，就完全否定哲学的存在或取消哲学存在的合法性。
无庸置疑，形而上学一定是人类所不可避免的情感，是人性的一种自然倾向。但是，人类形而上追求的目标并不就是一定要获得一种可以作为世界最普遍本质的“逻各斯”、“天下式”，还应该有更为丰富的内容，譬如爱、思、祈祷、忏悔、烦、畏惧、筹划、领会、决心之类，而这恰恰又是西方现代哲学跌入泥潭而在后现代背景下遭到责难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