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回归中国儒学的解释系统解释中国与世界

 

中国人百年来都是按照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中国与世界，中国人在心灵深处已经被西方学术殖民了。一个中国学人，尽管未留过洋，不懂外语，但其思考事物的逻辑、理解世界的规则、评判历史的标准、指导人生的价值以及研究学术的规范、评价学问的体系，都是建立在西方学术上。因此，回归中国儒学的解释系统解释中国与世界，就是把思考事物的逻辑、理解世界的规则、评判历史的标准、指导人生的价值以及研究学术的规范、评价学问的体系都建立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上，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理解并解释中国与世界。由于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与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不同，二者所看到的历史图景与世界图景就会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与对治的方法也会不同。这些不同正显示出中国儒学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相对于西方学术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的独特优胜之处。本人近年来的学术努力正是力图回归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并用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与世界。本人在这一努力中有一些心得体会，在此仅举几个本人印象最深的例子来说明回归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的意义与重要性。

（一）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西方各种学术解释的历史，有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有用社会进步论来解释，有用历史唯物论来解释。通过这些解释，解构了中国儒学解释历史所固有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即解构了前面所说的“体用论”、“理势论”和“群己论”，改变了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与理解世界的图像。具体说来就是“体用二分”、“理势二分”和“群己二分”，最后“执用弃体”、“以势僭理”以及在道德评判上“去群重已”。然而，按照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步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合理的历史，即是一部合“物竞天择”之理、社会进步之理与历史发展之理的历史。但是，按照中国儒学固有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近代史，则是另一番图像——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不合理的历史，即是一部不合天理、不合人理、不合物理、不合事理、不合历史文化之理的历史，亦即是一部只有“用”而无“体”的历史，只讲“势”而不讲“理”的历史，只承认个人道德而不承认国家道德的历史，因而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不道德的历史。同样，按照中国儒学固有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近代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清流派”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纯正的学术流派，因为“清流派”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猖獗的时代坚守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不动摇，坚持用尧舜孔孟之道即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评判西方学术与解释中国与世界，即坚持“明体达用”、“以理判势”、“群己”都必须服从道德的儒家“圣人义法”，在一个只讲霸力的时代高举“王道理想”的旗帜，为今后中国人恢复“王道记忆”保住了儒学活的生命之源与根本精神。然而，按照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即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步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清流派”则是一个落后的反动的迂腐的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派，“清流派”企图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面前，即在社会达尔主义规则与历史发展规律的“用”与“势”面前保守落后的封建道德，只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必定会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所碾碎。由此可见，按照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中国近代史与按照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中国近代史有多么大的不同，而只有按照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中国近代史才能用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来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事件，才能得到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才不会把一部不道德的中国近代史看成一部合理的按照历史规律发展的走向进步的历史。

（二）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民主——按照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即按照西方自由民主的学理体系，民主原则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好的原则，民主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好的制度，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这也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但是，这只是西方学术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视野下的图景，按照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则不如此，即民主原则并非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好的原则，民主制度也并非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好的制度。何以见得呢？我们知道，民主政治的根本在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民主政治通过“主权在民”的学说或者说“人民同意”的学说来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因此，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一重合法性——“民意合法性”——基础之上的，并且“民意合法性”排斥神圣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而“一重独大”，导致了民主政治极端世俗化、平面化、庸俗化、现世化、私欲化、非历史化与非生态化的弊病。然而，在民主政治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中看不到这些弊病，看到的反而是民主政治的优越处，即民主原则是人类政治最好的原则，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中最好的制度。但是，按照儒学“王道政治”关于合法性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看，民主政治则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王道政治”的核心就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并存制衡，即天道（神圣）的合法性、历史（传统）的合法性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同时构成完整统一的合法性，并且每一重合法性都相互制衡而不能独大排斥其它的合法性。一个政权要同时具有三重合法性才完全合法，少一重合法性就意味着这一政权在执政的正当理由上要打许多折扣，人们对统治权威就不会全心会意地服从，其统治的能力就会下降。因此，“王道政治”用中国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政道制衡”的政治，是真正能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王道政治”能包容民主政治，吸取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的正面价值，又能通过天道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制衡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偏向，克服民主政治极端世俗化等弊病，建立一种实现人类“中和价值”（三重合法性价值）的政治。因此，我们用“王道政治”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看到的不仅是与民主政治不同的政治，并且是在合法性上比民主政治更周全更完善的政治，因而也是比民主政治更优胜更可欲的政治。（详细论述请看我的有关文章）

（三）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按照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说与地缘政治学说，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属于正常。因为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的国际关系学说是所谓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在国家领域不能讲道德，只能讲实力，并且国际间的和平取决于力量的平衡。因此，一个超级大国运用超级实力去维持世界和平是必须的，也是正当的。如果没有一个拥有超级实力的国家维持国际和平，世界会更乱。正是因为这一理由，一个拥有超级实力的超级大国去追求世界霸权是合理的，是有正当理由的，因而这个超级大国去按地缘政治学的原则在全世界谋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也是合理的，控制石油资源与发展高科技武器同样也是合理的。西方的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从不怀疑这套国际关系学说与地缘政治学说有问题，而是相信这套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环顾当今世界，确实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了这套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说与地缘政治学说，并认为这套西方学说所揭示的是不言自明的必须接受的公理。然而，这只是用西方学术（国际关系学与地缘政治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国际关系时所看到的图景，若用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国际关系，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种不合理的图景。我们知道，儒学在解释国际关系时用的是“霸道”与“王道”这一对范畴，这一对范畴可以说就是儒学解释国际关系的义理结构与解释标准。在儒学看来，“霸道”任力不任德，“王道”任德不任力；“霸道”以力服人，是人“力不赡”不得已才被迫服从，“王道”则是以德服人，是人心悦诚服地自愿服从。因此，“霸道”不能建立合理的国际关系，只有“王道”才能建立合理的国际关系；“霸道”建立的和平只能是短暂的和平，“王道”建立的和平才可能是长久的和平。在当今世界，我们用儒学的这种义理结构和解释系统去解释国际关系，我们才发现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是一种“霸道”的国际关系，即是一种建立在霸力基础上的不合理不道德不正常的国际关系，而不像西方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学所说的那样是合理的正常的国际关系。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西方所谓的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学是一种不合理有问题的学说，其学理并不像当今国际关系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言自明的公理，而儒学所揭示的“王道”才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言自明的公理。此外，西方国际关系学说受基督教末世论影响，认为人类的希望是“历史之外的希望”，即上帝之国来临时人类才有希望，因而人类历史中没有“向上一几”，所以在历史中只能接受恶的力量的支配，具体到国际关系中只能接受“实力原则”的支配，即只能实行“霸道”不能实现“王道”。然而，儒学没有来世末日的希望，追求的是“历史中的希望”，故儒学相信人类历史中有“向上一几”，具体到国际关系中可以用“王道”去克服“霸道”，人类历史中有实现“王道”的可能。由此可见，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不仅可以看到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不合理不道德不正常，可以看到西方国际关系的显学在学理上有问题而误导世界，还可以看到儒学的“王道理想”能够给当今陷入死局的国际关系带来希望。

（四）用儒学“实与文不与”的“书法”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西方学术的思维方式大多是理性的直线思维方式，其特征是非此即彼，二元对待，表现在对历史与现实的解释上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中世纪以神为本位，近现代以人为本位；中世纪政治合法性在神，近现代政治合法性在人；在对待历史与现实的看法上，要就是冷酷无情的权力现实主义，要就是热烈浪漫的道德理想主义；二者往往偏朝一端，不能统一综合。而儒学的思维方式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待的理性直线思维方式，而是辨证综合的多层次立体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实与文不与”的“书法”体现出来的“中和智慧”。根据这一“中和智慧”，价值是有高低层次之分的，而同一个历史事件，在某一层次上是合理的，其另一层次上又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同一历史事件，在现实层次上是合理的，但在理想层次上则是不合理的。比如春秋时的“霸道”，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政治无道失序的情况下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减轻生民的痛苦，所以在现实层次上“霸道”是合理的，但是相对于“王道”而言，“霸道”则不合理，因为“霸道”任力不任德，违背了“王道”任德不任力的要求，所以“霸道”要受到“王道”的批评，“王道”才真正代表理想。所以，《春秋》对“霸道”采用“实与文不与”的“书法”，实与“霸道”文不与“霸道”，对“霸道”既承认又批评，即根据现实承认“霸道”（实与），根据理想批评“霸道”（文不与）。这样，儒学的“中和智慧”把矛盾冲突之物统一在一个辨证综合的历史观法中，使现实与理想既有区别又能统一；即既不因现实的合理性否定理想，又不因理想的高扬否定现实的合理性。用这种“中和智慧”来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既“实与”又“文不与”，即根据当时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瓜分侵略的现实，承认中国现代化的合理性，因为现代化就是追求富强，富强就不会挨打；但根据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现代化追求的富强是一种霸力，属于“霸道”的层次，不符合中国的“王道理想”，所以按照“王道理想”不承认现代化“霸道”的性质。总之，按照儒学的“中和智慧”既承认中国现代化反抗西方“霸道”的底线公正的合理性，又高举人类普遍的道德理想不动摇地批评“霸道”，这样将现实与理想在一个独特的“观法”中统一起来，体现了儒学独特的思维方法。

此外，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还有很多地方与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不同，这些不同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都体现出了儒学思维方式与价值内容的特色。比如，儒学强调“一统中的多元”，强调“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强调“圣俗不二贯通三才”，强调“德主刑辅无讼去刑”，强调“法天而治燮理阴阳”，强调“历史未济良知希望”，等等。按照这些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不仅可以看到西方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所看不到的图景，而且提供的学理解释与解决方案也优胜于西方学术。何以见得呢？我们知道，西方学术在中世纪神圣价值一元独大独统，而由此激起近现代的反动又强调价值多元，但价值多元的后果必然导致价值相对主义，最后必然导致价值虚无主义，哈贝马斯所谓人类各个学术领域的价值不能理解沟通，尼采公言上帝已死就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然而按照儒学“一统中多元”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价值既可以是一统的，又同时可以是多元的，按照“一统中多元”的义理价值来建构世界是可能的，这样可以避免神圣价值一元独大独统否定其它价值，又可以避免价值相对主义的“诸神大战”带来价值虚无主义的可怕后果，儒学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的优胜处于此可见。复次，现代西方学术鼓吹全球一体化，其实全球一体化就是全球西方化，其实质就是韦伯说的铁板一块的理性化。而按照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全球一体化只能是消灭特殊性的“齐一”，而不能在保存特殊性的同时达到“合同”，即不能实现《易经》所说的“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儒学的理想是“太和”“大同”，“太和”“大同”是尊重保存特殊性前提下的同一，而不是由理性主宰支配的铁板一块的一体化，由此可见儒学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相对于西方学术的优胜性。复次，西方学术在中世纪神圣性一统独大，近代以来激起反动又日益世俗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遂致使现代性的世界成了一个韦伯说的“除魅”的世界，即没有神圣性的世界。而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主张“圣俗不二贯通三才”，即主张圣神性与世俗性合一，将天的超越价值与人的现实价值综合起来，在学术的层面提出了“中和之魅”的思想，这一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自然也优胜于西方学术神圣性一统独大或极端世俗化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复次，“德主刑辅无讼去刑”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可以对治西方“法治”思想忽视道德的弊病，“法天而治燮理阴阳” 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可以对治西方政治思想只重人的利益而不重生态价值的弊病，“历史未济良知希望” 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可以对治西方历史思想“无向上一几”的弊病，诸如此类，不一不足。儒学优胜于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还有很多，在此仅简单提及，其余可以推知。

总之，从以上简单举例可以看到，回到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解释西学、解释中国、解释世界会看到在西学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下看不到的图景，并且可以解决因西学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而产生的学术弊病。这样，不仅在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上回到了中国学术的自性特质，满足了中国学术自我身份认同的要求，还为当今世界因西学造成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为当今人类解决各种危机提供了另一种文明中的更优选择。这就是当今中国回归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中国、解释西方、解释世界的意义所在，也是重建被西学解构殖民的中国学术的紧迫要求。 

结　语 

当今中国学术的最大问题就是重建被西方学术解构殖民了的中国儒学，而要重建中国儒学就必须首先回归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然后再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去解释中国、解释西方、解释世界，当然最重要是去解释西方学术本身。只有这样，中国学术才能从西方学术的解构中回归重构，才能从西方学术的殖民中独立解放，因而中国学术才可能复兴再盛，人类问题的解决才可能有另外一种文明中的参照与选择。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由于中国学术被西方学术解构殖民已有百年之久，其被改变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再加上西方学术挟持着西方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的霸权而形成一种学术的霸权，主宰着世界的学术研究与人类思想，掌握着西方媒体的话语权力，因而要摆脱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回归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要改变西方不合理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更是难上加难。这也许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好几代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然而，虽然今天仍然是西学独霸中国独霸天下，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了学术觉醒，已经在争取学术的独立，已经试图以中国解释中国，已经意识到回归中国学术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的意义与重要性。因此，在今后重建中国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不是不可能的，重建具有中国文化自性特质中国学术不是不可能的。这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使命，也是当今中国学术的努力方向，同时也是笔者的期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