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图像到个人认同，再到道德书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以避免的存在历史运动过程，这就是现代中国虚无主义的展开。与尼采、海德格尔、德勒兹等所揭示的欧洲虚无主义不同，现代中国的虚无主义有其自身的特性。这一特性与中国文化自其轴心时代以来形成的“历史民族”的精神特性的退隐有关，与这一精神特性退隐同时存在的，是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及其历史理解，一再地被放置在“宗教民族”与“理论民族”（科学与哲学的精神特性所生成的民族特性）所意味着的精神方向上，它拒绝将现代中国的起源与演化过程以历史的方式加以历史化，相反，而是不断地在概念性的空言与独断性的信仰中变成神话。以至于，在现代，中国文化的历史性精神，便不得不通过思辨的形而上学与宗教的终极性超越的自身否定运动来经验自身。思辨的形而上学与宗教总是建造关于终极者的文化想象，而理论民族的精神特性又把这种终极性还原为世俗的范畴决定论、无神的宗教性。二者合谋的结果是，存在及其历史成为没有自体的语言图像。这就导致了世界观摆脱世界、历史观放逐历史的状况，人的居所不再是“世－界”，而是世界观与历史观。虚无的意识在此呈现为摆脱世界历史的革命意识以及建造语言图像世界的创造意识。[③]

在这种现代处境中，人的自由就表现为从一切词语图像中的解放。但当这一切现代的建造，真相大白，不过是图像而已的意识呈现在个人那里的时候，个人就会从拒绝世界、历史的一切图像开始而进展到对世界、历史本身的拒绝，从而真正把自身放置在虚无的深渊中。而前此的从（世界、历史、真善美、自由、民主等等的）语言图像中的解放也就达到了它的终结，解放本身也就成为虚无。人失去的不仅仅是语言图像，还有对世界、甚至是图像世界的欲求，对解放本身的欲求。唯一的生存空间就成了当前可见的在场，在这种生存空间中，个人不再欲求世界，也不再希求历史，也失去了对真善美、自由、民主等等的追求，当下的在场成了存在的全部。这种生存空间在本质上又是对历史性精神、对世界的最后拒绝形式。在禅宗语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一个和尚曾经对另一个说，老僧贫无立锥之地。而另一个却说，我今日穷得连锥子都没有。在人对世－界的拒绝的最后形式中，人不但没有了作为居所的世界，而且，人自身也不再将自身作为真正的人来理解。从世界的放逐到人的消失，这无疑是虚无主义的最为沉痛的后果。

现代性的危机在虚无主义中得到了集中的显现。当然，危机本身同时也关联着走出危机的道路，这道路不是在危机之外，而是在危机之中。从现代的世界－历史图像中寻找被放逐了的世界与历史，藏世界于世界，藏历史于历史，世界与历史就会无所隐遁，而人也将在这开放居所中确立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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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晖指出，中国现代思想具有一种“反抗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特征，他强调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是中国现代性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参见其著《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4页。单世联的《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艾凯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均向我们表明了中国现代性的这一特征。

[②] 矛盾在《现代青年的迷惘》中第一次写出了这一个语词：“中国式虚无主义”。《申报·自由谈》1933年6月12日。

[③] 现代中国的虚无主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它与中国现代危机的特性关联在一起，本书暂且不讨论这一问题。希望在今后能有机会对此进行专门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