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价值体系的重建及其特性
价值体系是由一系列价值观念构成的逻辑体系，它包括价值目标、价值标准、价值规范、价值信念、价值追求、价值取向等内容。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有人认为主要包括价值目标、价值追求、价值取向（王玉墚：《价值哲学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1页）我们认为还应包括价值标准，从一定意义上它更重要，因为它内涵着价值的目标、追求和取向。标准就是一种判断或评判，它蕴涵着主体自身对事物的看法，也引导着公众的思维趋向和行为取向，因此，价值体系建立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它对个体的规范引导作用，也表现为对社会的规范引导作用，重要的是确定人们追求奋斗的目标，确立人们评价自我、他人及社会的标准，确立人们努力的方向和选择的道路。
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而言，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或者说它最根本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是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
道德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的特点，也是传统价值体系的核心。道德的完善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也是人们评价人与事物的标准。这在占中国统治地位的儒家价值体系中得到反映。“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说明人们首先追求的是道德上的完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就是自我的道德祈求，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坚信培养人首先要求道德上值得信赖，德智体全面发展仍然以“德”为要，这与传统的明德之要求是共同的思路。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牢固地存在着这样的信念：无德之人有才亦无用，甚至为害亦大，作为教育思想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这一信念极度泛化至整个社会，则必然走向泛道德主义，整个封建社会弥漫的就是这种泛道德主义浓雾，它广泛地调节着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各种关系。道德调节作为一种情感的浓缩，它体现着亲情和血缘关系，在以家族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这种道德情怀十分有效，它掩盖了等级森严的君臣民的关系，给专制统治披上温情的面纱，家国一体的认同，天下一家的情怀，把残酷的统治关系、严格的等级秩序都融进道德情感中，从而模糊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们的利益需求和独立意识。人们重视的是道德伦理关系，是对整体和谐统一的负责，而非整体利益的获取和个人利益的满足，从而缺乏对自然和整个世界的探索和征服，科学被当作道德的奴仆，理性被视作对人情的冷滞。因此，科学与理性很难进入人们的视野，似乎从未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占据过重要地位。
科学的内在动力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和对世界的征服，而当人们从中获取利益和财富后，就更激起人们对科学的崇尚。科学需要的是理性和逻辑，这两者恰是欧洲文化的精粹。肇端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理性精神和逻辑精神影响着整个欧洲人的思维趋向和价值取向。第一台蒸汽机在英国的诞生，表明欧洲工业文明的开始，也是整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社会的标志。由此，工业文明革命的浪潮不断席卷整个欧洲，以至整个世界，引发了一次次工业革命，由机器时代进入电器时代，再到电子时代，近些年又掀起信息化浪潮。西方世界的科技发展不断推动整个世界的发展，人类都被引入了这以科学和理性为价值取向的时代。近些年人们在分析世界局势的变化时经常用到的一个概念就是综合国力。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竞争由军备竞赛转向综合国力的竞争，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今人们的价值取向。
回顾中国社会的发展，反思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使人不免产生深深的忧虑，中国人一如既往地关心的是“内圣外王”的理想，着力造就着一代又一代的道德君子。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他们既是道德圣人的塑造者，又是被塑造者，他们往往是道德圣人的化身，以垂范世人，如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被尊为圣人。儒学之所以一直居于统治思想的地位，就在于它造就了垂范世人的道德君子，正好适应以道德为价值取向的中国封建社会。所以，当西方文化携带着科学和理性精神侵入中国时，首先遭遇的并顽强抵抗的就是以道德为本位的儒学。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在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宣传科学与民主时，要激烈批判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中，我们又悲哀地看到，科学与民主为什么又那么容易地被击倒、践踏。在中国呼唤和推进现代化的历程中，为什么科学与民主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同，难以确立科学优先的牢固的地位。相反，每当对科学发难时，却那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当年梁启超宣布科学破产时，引起了许多人的赞同和支持，文化大革命中，科学等于白专道路，知识越多越反动，又有那么多人响应，科学家扫厕所，学术权威清马路，直到今天仍有造导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口头语。
中国社会正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中国必然要走向工业文明社会。科学与理性是中国人的唯一选择。没有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的到来，没有科学技术的推动，就不可能有第一、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
科学改变了社会的面貌，科学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科学带给社会的是合理的秩序，带给人们的是合理的法则。秩序与法则拒绝情感。大工业流程没有道德的祈求，只有合理的操作。可以说，大工业革命的精神就是使一切合理化。合理化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精神。
科学与理性体现着工业文明的精神。它们应该成为现代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内化为中国人自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现代价值体系的建立应以此为核心内容。
现代价值体系建立的核心内容还应包括人文精神的建构。
何为人文精神，学术界对此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是个多层次的范畴，既指文明的最高层次，又指一般的社会现象和心智现象，它是一种社会意识，一种不断被追问、发现、拓展的文化精神活动。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是对人性、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尊严的关注与高扬的精神，是关于人生的一种终极关怀和价值取向。有人认为，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意义领域”，指的是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是对人之生存的价值、尊严、权利亦即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它着眼于人类命运与归宿、痛苦与解脱、幸福与完善的思索，它更多地属于人的终极关怀，因而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参阅王克千：《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的建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从其思想源渊上看，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广泛流行的一种思潮，它最初产生在意大利。这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也是资产阶级最早的一种启蒙运动。“人文主义”并不是狭义的一种哲学理论体系，“而是涉及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各个文化领域的一种具有共同倾向的思潮。（陈修斋、杨祖陶著：《欧洲哲学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1页。）“人文主义”的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无不具有。”这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宗教神学而发出的抗议和呐喊。宣扬“人性”，反对“神性”；要求“人权”，反对“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社会之后，人们又成为金钱的奴隶，物质的奴隶，为了钱和物欲，人不惜出卖自己，抛弃自尊，在资本主义金钱关系中，人异化为非人，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因此，西方的许多学者对这种人性的失落满怀忧虑，开展对西方文明社会的反思，对文明社会出现的弊端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呼唤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回归，重建人文精神。现代人文精神，阐扬人的全面发展和需要。
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相比有不同的特点。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天主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及其僧侣宣扬一切为了神，要人们把一切都献给神，提倡禁欲主义，要人们放弃物质生活享受，以求死后灵魂升入天堂。（陈修斋、杨祖陶：《欧洲哲学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72页。）人变成了神的奴仆，没有人格，没有地位，但在中国封建社会，没有浓厚的宗教和神学气氛，也没有深厚的宗教和神学传统，人始终是处于显要位置，并竭力区分人与动物的不同，大力张扬有生有知有情有义有智。人有道德这是人最伟大之处，所以，道德本位是中国人自觉的价值取向。人成为道德的奴隶，人的个性和尊严依然被道德压抑，并逐步摧毁，长此以往，形成了梁启超所批判的奴性性格。所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呼唤中国人新的伦理觉悟，高扬人的自由平等，主张个性解放，这是一种启蒙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阐扬。当然，也说明在踏入近代文明的门槛时，中国同样要建构以张扬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为特点的人文精神。
西方各国都相继进入现代化时代或后现代化时代，因此，今天西方所呼唤倡导的人文精神，主要是对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的本性的压抑和异化的批判。而中国却不然，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阶段，没有经过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批判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而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这个转型期，我们既需思想上的启蒙，使之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又需要防止工业文明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弊端。因此，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需要的现代人文精神：既主张个性自由、独立、平等、思想解放，又主张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要有根本的转变，中国人将如何从道德本位转向科学理性，如何建立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将取决于中国人能否完成对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这是凤凰再生的前提，同时也有赖于对现代化有益的现代西方及一切先进国家价值观念的批判与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