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共和国前期（1950——19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间，在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的影响下，中国自由主义哲学虽然在50年代前期曾经一度比较活跃，但总体上说则是日见消沉的。同时，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也是相当沉寂的。而就大陆的情况而言，其间值得一提的，如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熊十力的《原儒》《体用论》和《乾坤衍》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大陆上的一枝独秀，其实也未结出应有的哲学果实。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哲学著作，如《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与此同时，港台以及海外的中国现代哲学还是比较活跃的。就现代新儒家来看，他们虽然流落港台，退居边缘，自谓“门庭冷落”，“花果飘零”，但是同时，他们却依然在坚持不懈地著述、讲学，为中国本位文化的复兴而努力。1958年元旦，张君劢与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联名发表了著名的“新儒家宣言”，即《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个时期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作，张君劢有《新儒家思想史》；唐君毅有《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徐复观有《中国人性论史》；牟宗三有《道德的理想主义》《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牟宗三的哲学达到了现代新儒家哲学的顶峰，近年发生了较大影响。

3．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以来）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解放，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崭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获得了长足进展，人们开始反思和摈弃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模式，进行多方面的哲学探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主体性问题、“人学”、“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唯物主义”和近来“转向生活世界”的探索。自由主义思潮也较活跃，他们重新提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如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等人的活动也很活跃。

回首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各个派别之间的历史消长，有三个带“9”字的年头特别值得注意。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潮流的历史趋向，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转向，这三次转向的共同特征是：从自由主义转向权威主义。在文化问题上，自由主义是“西化派”；权威主义则有两种形式，一是传统文化派或中国文化本位派，二是马克思主义。这三次转向的转折点，都是在带有“9”字的年头上发生的：1919，1949，1989（参见下图）。（14）这实在是饶有趣味的历史现象。

1919 1949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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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1915年到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出现了转折点：此前，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几乎全是自由主义者、西化派，可谓一派“西风压倒东风”；然而此后，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分成了三大派别：一是自由主义西化派，二是东方文化派、玄学派，三是唯物史观派。其特点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另外一方面，现代新儒家崛起了。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直到今天、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依然如故，乃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问题的一把钥匙。

二是从“抗战”爆发的1937年到“文革”结束的1977年，在1949年出现了转折点：此前是自由主义（当时激进的政治民主派）占据思想界的主潮地位，此后是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派”）占据统治地位。这次转折前后与新文化运动转折前后比较，有两个不同点：（1）就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而言，在发生这次转折前，与自由主义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结成了同盟，由此取得了长足进展，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作品基本上是这个时期问世的；而在转折之后，他们在大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而只好在港台谋求发展。（2）就自由主义而言，则在转折之前与马克思主义结成同盟，而在转折之后也同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