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孟子达到了中国人治社会的最高境界。

孟荀以降，出现了董仲舒这个“圣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原始的儒家科举制是他的功劳，他主张以德治取代刑治，改变秦的暴政；他规定“三纲五常”，从内心奴化人民；他发明天人感应学说，提出皇权授命于天；他运用五行生克循环解释王朝更替，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巩固封建道统；他根据《公羊传》中的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礼记》中的三世说“乱世”――“小康”――“大同”描绘了中国人的太平盛世梦想，其实是中国人治境界的乌托邦；他的科举倡议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保持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成为一剂麻醉药，使得老百姓屈服于专制统治和升官发财的梦想。

汉以降，王充的唯物主义、范缜的无神论、张载的以气为本体的学说、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李贽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唐甄的反僵化儒学、反一人专制的思想等等独树一帜，成为无思想时代的彗星。其中尤以程朱理学影响深远。程朱把孔子的“仁”、“义”、“礼”、“道”等都概括为“理”，认为“万物皆是一个理”，“天下只有一个理”，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物须有一理”，“物我一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封建纲常伦理看作是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程颢更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再嫁；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此“以理杀人”、“礼教吃人”不知让多少人牺牲其下呀！

程朱的同时，陆九渊（陆象山）发挥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观点，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后来，明朝的王阳明（王守仁）又提出，心是世界的本源，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即“良知”，又称“天理”。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他继承了孟子的人心本善理论，提出“致良知”，“破心中贼”；他发展了中国人的“道”“器”合一的一元论观点和世俗主义思想，提出“知行合一”，“心”“理”合一，“日常伦理即道”等。陆王心学代表了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回归内心的倾向和人治社会崇尚“兴公灭私”的道德之态度。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现代有“儒家资本主义”之说。其实，日、韩等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儒家。因为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既崇尚儒家的“和”（如日本）、“孝”（如韩国）、“礼”（如新加坡）等，更崇尚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自由、平等、民主等，而后者才是其西化后文化的内核。

历史上，儒家对经济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的。它鄙视劳动人民，鼓吹“学而优则仕”，它逼迫有才华的人都走上“做官”之路，孔子斥责问稼问圃的樊须为“小人”，孟子更将“义”“利”对立，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言论可以为现代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服务。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分、尽责任。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要生产出象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