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再想就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现实的‘政’和‘学’是与理想的‘道’的关系略加说明。传统的‘政’与‘学’及‘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说密切到密不可分的地步。儒家的理想是学以致道(论语:‘君子学以致其道’--19.7),道以导政(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于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故一切以学为本,故论语又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1.2)6当前中国哲学中最大的问题应是如何把此三者区划开来,使其可分且又相对的独立、相互的激扬,并理顺三者的关系,务以学为本,藉以认清是非,追求真理,建立正义标准的社会功能与人格典型,方能督导政治,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也就是先要以理智为基本,作为学的开始,然后建立道德意义或价值意义的道,以作为政治规模制度建立的参考与支持准则。
以上就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提出了文化发展应努力的方向。在此框架中,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经验基础上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中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我们不必‘照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甚至也不必‘接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我们可以综观历史源流在整体的理解上综合的、透视的讲。这样我们并没有与传统断绝又无须受制于传统而出主入奴。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是在正本清源,还我独立的理论的特色,还我精神的原来面目。这自然也就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认知与评价模式与其所形成的世界观与宇宙观的问题上。要对此有所理解则又是不透过原典与本文的研究与理解不为功的。但如何正确理解及解说原点与本文则又不能不涉及到意义与指谓的诠释问题。于是众端参观、深入理解并建立一个‘知识的形上学’与‘知识的方法学’也成了当急之务。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也就不能不深入西方的哲学发展及其分析诠解的传统,批判的掌握它的工具性与理性能力,借以疏解中国哲学之实。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纯粹方法之运用,如采用逻辑分析法、语言分析法、现象分析法或存有分析法与结构分析法等。二是哲学问题或哲学范畴问题的启发。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问题及其范畴,也有其发展渊源与特色。如何掌握西方哲学的诸多问题及特性以开发中国哲学的内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我们却不可避免也不必避免,因为这涉及到理性的共通性与语言的共同性的问题。注意到这两点,我们可以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也可进一步说‘他山之石,可以燃薪’。在此理解中,显然我们不是要把中国哲学化约成为西方哲学的,事实上也不可能作此化约的,因为它有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经验与观念发展基础。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确认中国哲学的特性以及此一特性对人类追求真实与价值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及现况的种种比较、对照与关联,透过理性与现象的双重分析显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站在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终极关注的高度立场上,进一步探讨哲学概念与范畴的融合与会流,以求建立一个包容多元超一的整体思考、认知与评价及决策体系。此一体系也可以看成是一套世界哲学,它可以是每一传统都可以接受及贡献的宇宙观、知识观、价值观、伦理观、与行为观;它也可以是每一传统可以参与与应用的宇宙学、知识学、价值学、伦理学、与行为学。它的存在与运用将能减少人类诸多文化的冲突,相反的,它能增加人类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文化和谐与协作。
相对于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把有关中国哲学发展的问题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中国哲学的正确认知与理解的方法与理论的前提预设问题。我所讲的本体诠释学就属于这个范围。第二类是中国哲学内部的理解问题,包含中国哲学的主题、特色与发展轨迹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这一范围是很广的。因为它既涉及到中国哲学史,又涉及到中国哲学内涵、主流与诸多分支与会合以及其自身的反思评价、再发展与定位问题等等。因之我是把它看成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但要解决这类问题却有不能不涉及到第一类的前提方法与理论问题,以及两者的批判与评价问题。此类问题的理解自然也不能不涉及到第三类及第四类的问题,因为它必须在世界理性网罗中定位,也必须面对世界理性网罗与人类整体理性与人性本体作出贡献。第三类问题是与西方及其他文化传统中的哲学传统对比、认同及吸取方法与概念的精华以为发展中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述之用。这可以是一种以中国哲学的发展为目的的中西比较哲学问题。最后,第四类问题则是如何寻求一个世界哲学的框架使中国哲学的优点与特色能够作出世界化与世界性的贡献。从某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超越中国哲学的历史性走向全人类的分享过程与协作发展活动。这自然涉及到沟通理性、一体多元、以及文化上的相互涵容与彼此参与等问题。我们可以把这四类问题看成四个层次,而且是四个彼此息息相关甚至循环相关的层次。对中国哲学的探讨或基于中国哲学的探讨都可以与这四个层次相应的联系起来。因之这四个层次并不限制中国哲学家自由的发挥与创造,反而可以作为中国哲学或任何哲学自由创造的分析架构。但这种发挥与创造却不能不与这四个层次联系起来才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上的创造。在这一种理解上,显然可以说第一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只有与中国哲学的原始问题与思维认知评价模式联系起来才具有中国哲学的真实历史性与经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