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这是《易·系辞》上的一句名言。但是这形上、形下之分, 竟将道、器划归似乎尊卑有分的两重世界。历代论道之文如汗牛充栋, 相比之下, 器则备受冷落。在道的意蕴几被前哲时贤道尽的情况下, 本文只得反其道而行之, 不论道, 专说器。下面的论述将表明, 器之用大矣哉!

　　一、从用具到礼器

　　人间世其实就是器间世。尽管历代大家把道说得活灵活现, 但在经验的世界里, 人们目所视、耳所听、体所触者, 毕竟多是器而非道。简单的界定是, 器是人工制作的物品, 故广义的物可以包括器。器、物对举只是在狭义上相对人工与自然的区分而言, 而器物连用所指的一般是器。关于器的经典论述, 首先来自儒家经典《易传》。

　　《易·系辞》的论述精到而系统。作者提出, 器是通过观物取象制作而成的。何谓象?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 而拟诸其形容, 象其物宜, 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 形乃谓之器”,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 以言者尚其辞, 以动者尚其变, 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卜筮者尚其占。”依此, 这个象既是物之形象, 也是易之卦象。卦象之象本就是物的形态的摹写或象征。《易·系辞》用写神话般的笔法, 把上古史当作帝王圣贤观象制器的过程, 加以高度概括: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 与地之宜。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 以佃以渔, 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 神农氏作。■木为耜, 揉木为耒,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盖取诸益。日中为市, 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货,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 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 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易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 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 剡木为楫, 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致远以利天下, 盖取诸涣。服牛乘马, 引重致远, 以利天下, 盖取诸随。重门击柝, 以待暴客, 盖取诸豫。断木为杵, 掘地为臼, 臼杵之利, 万民以济, 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 剡木为矢, 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 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 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上栋下宇, 以待风雨, 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 厚衣之以薪, 葬之中野, 不封不树, 丧期无数; 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百官以治, 万民以察, 盖取诸夬。

　　这一制器观, 也是从渔牧、农耕, 到工商以至文字时代的社会发展史话。帝王是否真的是器的制作者, 可以存而不论。而从大量出土的陶器、铜器中所描绘、雕刻与塑造的各种虫鱼鸟类的图像中, 可以推知制器与观物取象确有深刻的联系。这是对器的起源的一种解说, 而非对复杂的器物作分类描述。

　　器的使用覆盖着社会生活所有的领域, 但最能代表古代文化特质的器是礼器。儒家论礼的经典《礼记》中就有《礼器》篇。不过, 更能清晰表达器与礼的关系及其变化脉络的, 则是《礼记·礼运》中的一段论述:

　　　　夫礼之初, 始诸饮食, 其燔黍捭豚, 污尊而　饮, 蒉桴而土鼓, 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 升屋而号, 告曰: “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 体魄则降, 知气在上, 故死者北首, 生者南乡, 皆从其初。

　　　　昔者先王, 未有宫室, 冬则居营窟, 夏则居　巢。未有火化, 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 饮其血, 茹其毛。未有麻丝, 衣其羽皮。后圣有作, 然后修火之利, 范金合土, 以为台榭、宫室、牖户, 以炮以燔, 以亨以炙, 以为醴酪; 治其麻丝, 以为布帛, 以养生送死, 以事鬼神上帝, 皆从其朔。

　　　　故玄酒在室, 醴盏在户, 粢醍在堂, 澄酒在下。陈其牺牲, 备其鼎俎, 列其琴瑟管磬钟鼓, 修其祝嘏, 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 以笃父子, 以睦兄弟, 以齐上下, 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

　　　　作其祝号, 玄酒以祭, 荐其血毛, 腥其俎, 孰其　, 与其越席, 疏布以幂, 衣其浣帛, 醴盏以献, 荐其燔炙, 君与夫人交献, 以嘉魂魄, 是谓合莫。然后退而合亨, 体其犬豕牛羊, 实其簠簋、笾豆、铏羹。祝以孝告, 嘏以慈告, 是谓大祥。此礼之大成也。

　　这段论述与上引《易·系辞》的说法相表里, 堪称经典。《系辞》的重点是器, 《礼运》的主题则是礼。后者从饮食入手, 概述了先民从茹毛饮血、衣葛巢居到锦衣玉食, 即由粗劣原始到精致文明的生活历程。礼就是这一不断完善的生活方式的制度化。其内容不仅指衣食住行的条件, 还含养生送死、事鬼敬神的义务, 更有正君臣、序上下的人伦规范。全文没有一个器字, 但伴随着整个过程, 均离不开各种器的发展、完善。如麻丝、布帛、台榭、宫室、牖户、鼎俎、琴瑟、管磬、钟鼓、簠簋、笾豆、铏羹, 等等, 哪一种不是器呢? 可以说礼的完备就是器的完善。正如仪式化的礼是从日常生活中升级定制的, 礼器也是从实用器具转变而来的, 日常用品当其成为定制在特定的礼仪上使用, 就是礼器。

　　在古代所有礼器中, 最重要甚至最神圣者, 大概莫过于鼎, 因为有的鼎连对它的询问都是极不寻常的行为。《左传·宣公三年》载:

　　　　楚子伐陆浑之戎, 遂至于洛, 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 远方图物, 贡金九牧, 铸鼎象物, 百物而为之备, 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 不逢不若。螭魅罔两, 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 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鼎迁于商, 载祀六百。商纣暴虐, 鼎迁于周。德之休明, 虽小, 重也。其奸回昏乱, 虽大, 轻也。天祚明德, 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 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 天所命也。周德虽衰, 天命未改。鼎之轻重, 未可问也。”

　　楚子(楚庄公) “问鼎”是富于象征意味的故事。因为所问之鼎不是常用之鼎, 而是“九鼎”, 是为周天子所掌控的权力的象征。楚子为一方诸侯, 在兵临周疆的情况下向代表周王前来劳师的特使如此发问, 实是对周室权力的挑战。王孙满的回答义正辞严, 且言简意赅地说明这种重器的意义之所在。鼎是权力的象征, 但要合法拥有权力, 关键“在德不在鼎”, 而背后照管着这一切的是天命。在礼乐文明中, 重器只有合法地拥有, 才有相应的力量。

　　礼器并非都是影射权势的重器, 也有精致小巧而象征其他重要精神价值者, 例如玉器。《说文》对玉的定义是: “石之美有五德者。”这五德即仁、义、智、勇、絜。作为礼器, 鼎本是炊具, 由于众多的因缘, 令其成为众器之首— 神圣权力的象征。玉则只是材料的特点, 便可自由联想, 从而蕴含着意义的多样性。可见, 不仅礼器是多样的, 礼器的意义构成机制也非单一的。但正是礼器的存在, 不仅标示出生活的秩序, 更让意义变得可以把握, 可以触摸。

　　在对器的观念史及哲学意义作进一步的反思前, 需要有新的分类概念。本文的尝试是, 把器分为实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三大范畴。所谓实用性的器, 就是孔子所说的“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之器, 即发展生产、方便生活的工具或用具。功能性的器, 可以举度量衡、货币与文字。尺、斗、钧, 是度量衡。古代货币先是贝壳、玉石, 以后是金银, 都是人加工过的物品。文字最早也是通过硬质材料雕刻出来的, 如甲骨文。功能性的器品种不多, 对生活的作用是间接的。但没有它, 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运行。象征性的器, 指用以代表其他观念的器物。器物与其所代表的观念的关系, 主要不是基于器的物理作用, 而是联想性的,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礼器。借助这个分类, 我们或许能从器系统的结构探索传统思想文化的某种对应关系, 提出文化哲学的新课题。

　　二、诸子观器

　　先秦诸子百家对器有很多论述, 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传诗书礼乐的儒家。孔子重礼, 自然重器, 主要是礼器之器。其自白说: “俎豆之事, 则尝闻之矣, 军旅之事, 未之学也。” (《论语·卫灵公》) 俎豆系祭祀用的器皿。孔子对定制的讲究, 是同坚守礼的立场相联系的。《左传·成公二年》载: 卫国为报答新筑出兵相救之恩, 在赏邑被辞的情况下, 接受了对方“曲县、繁缨以朝”这种越礼的要求。孔子得知后表示惋惜, 并表达“唯名与器, 不可以假人”的政治观点。认为名号、威信同礼器

　　(曲县、繁缨) 三者相联系, 统一于礼。而礼又同义、利及民心相联系, 是政治的基础。礼之施行, 既要守形式, 但又不能只是形式。故孔子曰: “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

　　(《论语·季氏》)老人家最后把是否守礼, 或者说器的使用是否正当, 提到政治上划分有道、无道的高度: “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同上)

　　不过, 更能体现孔子论器的特点的, 是他以器论人的言论。下面是常为人道及的三则语录:

　　　　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 “管仲俭乎?”曰: “管氏有三归, 官事不摄, 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 “邦君树塞门, 管氏亦树塞门; 邦君为两君之好, 有反坫, 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 孰不知礼?” (《论语·八佾》)

　　　　子曰: “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

　　　　子贡问曰: “赐也何如?”子曰: “女, 器也。”曰: “何器也?”曰: “瑚琏也。” (《论语·公冶长》)

　　首先, 说管仲器小, 不是因为其在礼仪上节俭, 相反, 是因其奢华而越礼。可见, 对人是否成器的衡量, 是以其行为是否知礼为准的。器之大小同人的眼界、胸怀之宽窄相关。其次, “君子不器”, 莫非器大也不要? 《集解》曰: “器者各周于用, 至于君子, 无所不施。”依此, 这个器不是礼器, 而是日用器械, 正如舟车不能互代, 各有各的作用与局限。而成君子不是成为某种工具, 它本身就是目的、价值。前面对实用器与象征器的区分对理解它很有帮助。第三则最有意思, 孔子当面评子贡, 不说其器大器小或器重器轻, 而是用特定的礼器“瑚琏”作喻。所喻之意孔子没点破, 子贡也没再追问, 大概师徒俩心知肚明。《集解》称其为“宗庙之器贵者”。朱熹则说: “器者, 有用之成材。夏曰瑚, 商曰琏, 周曰簠簋, 皆宗庙盛黍稷之器而饰以玉, 器之贵重而华美者。”朱注在贵重之外增言华美, 表面上抬高评价, 但从子贡能言善辩, 而孔子贬“巧言令色”、倡“刚毅木讷”来看, 朱熹的说法藏有玄机。这是借器喻德的艺术。

　　孔子借器论人, 其实是鼓励弟子通过自我修养而成为君子。君子在德不在位。孔子赞赏子贡引《诗》“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说明人格修养不断提升的必要, 道理就是把人的成长看作不断琢磨成器的过程。“子贡曰: ‘有美玉于斯, 韫椟而藏诸, 求善贾而沽诸?’子曰: ‘沽之哉! 沽之哉! 我待贾者也! ’” (《论语·子罕》)子贡还报孔子以器(美玉), 孔子也不妄自菲薄, 欣然接受。成大器得发挥大作用, 自然应待价而沽。后世论人多用器字, 如器宇、器局、器量、器度、器能、器识、器重等等, 与孔子的强调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