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认为，正如在基督教哲学史中希伯来传统与希腊传统一直存在着巨大的、无法消除但也是创造性的张力一样，在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也一直存在这种类似的创造性张力。宗教与哲学同是西方语汇。宗教由于其指向终极关怀问题保持着自身思想的高度，在哲学中只有形而上学式存在论才能与之相当。所不同的是，宗教的言说方式根本上是叙事，而哲学则是说理。宗教在现代多被认为是迷信，也不合中国思想的口味。传统学术有汉宋之分。汉学乃经典诠释学，代表叙事—诠释传统；宋学乃“义理之学”，代表叙事—说理传统。概言之，宋学对义理之学的兴趣实际上是一种哲学式的旨趣。在以西方哲学为基本范式的现代比较性语境中，在传统义理之学这种“哲学式旨趣”的刺激下，虽然比附的指责萦绕不断，虽然总是强调中国思想的独特性，虽然总要预设或承认中国思想的本来面目，但是，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或存在论，一直是现代以来中国思想的隐秘渴望。12

    再有学者认为，运用起源于西方哲学范式的过程，不仅在前提上肯定了范式本身，而且也因中国哲学与所运用范式的不同关系而使之得到不同的合理性解释。现在，这一方式越来越引起一些人的不安甚至是强烈不满了。在一个多世纪的这种运用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轻率甚至是随心所欲的倾向，“简单附会”和“误读”也许还只是一个细节性的问题，埋没或者牺牲中国哲学自行的“问题意识”、“思考方式”与“内在结构和旨趣”则带来了一种整体性伤害。这至少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在中国受到同情或欢迎的部分原因，也是一些人之所以要求中国学术“本土化”或者要求回归中国语境甚至用中国古代语言加以言说的背景。毫无疑问，我们确实需要正视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理解和认识中国哲学带来的许多负面性，且不说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下那种运用所带来的严重的不良后果。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通过对术语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因为不管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不管是“反传统叙事”还是“传统叙事”，二者在思维方式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无法使我们对“意义”保持“开放”，都作茧自缚地把我们限制在一个封闭式的领地中。13

    也有学者指出，在思想重建的现代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与其他的近代学科相比，在自己传统体系的分类中，找不到能直接对应的部分，只能说“约略相当”。但现代学术的本质，正像华勒斯坦所说的“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14。在这种制度结构中，知识形态的合法性就在于它的清晰界定和尽量采取准科学的姿态，社会科学诸学科便是这样确定下来的。而“人文科学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15。经过向科学的靠拢和实证精神的洗礼，哲学得以进入现代学术的序列之中，成为大学建制的学科之一。“中国哲学”在现代学术形态中所对应和临摹的，显然是这样一种经过学科化、专业化之后的“哲学”，它的目标就是要建构成有清晰界定的现代性的知识体系。但这样的“中国哲学”，显然不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所固有的，而是现代知识形态建构中的一种想象的推及，只能是戴着中国面具的西方式哲学。

    论者认为，按照所谓“普遍哲学”的要求提拈出来的问题，或因资源匮乏而尽显其短，或因情景有别而难尽其长，使得一部漫长的中国思想历史好像是一只原地打转的陀螺。这正应合了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所下的“非历史性的历史”、“人类精神的童年”之类的判词。面对这样一种身份尴尬和叙事困境，我们亟须反省一个世纪以来的整体上的欧化理路，对“在中国的哲学史”的建构方式也须做根本的清理，必须彻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牢笼。做到了这一点，也许才有希望走出对西方模式之简单仿照的幽谷，改变“三千年素朴性”的定势形象。最近十年来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趋势表明，“东方主义”的某些局限性已被意识到并逐步地得以矫正，后殖民眼界和论域还在不断地拓宽；同时，后殖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和参与者的多样性走向也在加大。对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结构性改变和学科化形式的当下反思，既可以从后殖民批评中得到启发、吸取力量，也可以在独特历史进程的省视中为之补充新鲜的经验、加厚理论的强度。当代中国，既需要后殖民理论的引进和吸收，同样也需要后殖民理论的参与和建设。16

    综合以上学者们的观点，我们看到，就中西哲学而言，由于中西哲学各有其诞生、发育、发展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差分，其哲学讲述的“话题本身”以及讲述的“话语方式”都大相径庭。换言之，中西哲学关于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体认方式和表达方式亦大异其趣，由此而产生对于哲学定义的不同规定，便是不言而喻的了。但是，哲学和其他事物一样，既有其特殊性或个性的一面，同时也有普遍性的一面。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罗列中西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如何，西方哲学如何，什么是共通之处，什么是差异之点，如此等等），中西哲学之间的比较参照，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我们今天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建构工作提供一种重要的资源。

    在现代性的反思过程中，不同的哲学传统、背景之间的对话，已越来越受到关注。对话涉及对话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共识。然而，除了相互之间的理解、沟通，进而达成共识以外，对话还同时应该包括某种建构性的原则；后者所指向的，是哲学本身的理论创造，包括新的视野的形成、新的观点的提出、新的理论的建构、新的思想的诞生等等。哲学的研究、不同传统之间的比较、对话当然涉及对已有的视域的超越、对封闭体系的解构，这一点在后现代的话语不断强化解构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当代的哲学建构既需要世界哲学的视域，也涉及现代性的反思，按其实质，这种反思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自我批判。17

    笔者认为，满足麦金太尔的“第三项要求”，实质上就是要形成中国哲学现代转化和建构的新的诠释原则的问题。而真正的诠释原则不是形式的、外在化的，必须是内在的和个性化了的。我们强调多元化的研究方式，同时还应注重西方哲学观念与传统中国思想的双向开放互动，如是则可以消解软化所引进哲学概念的外在性，易于形成内在化、个性化的新的诠释原则。由是观之，我们需要区分“中国哲学”名号下的哲学操作和中国人所实际从事的哲学操作，前者是狭义的“中国哲学”，后者是广义的“中国哲学”。如今，要议论“中国哲学”，不可局限在狭义“中国哲学”的范围。当然，如果考虑广义“中国哲学”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现当代中国的哲学活动还处在各种异质性因素互相离异的状态，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的哲学还没有产生出来。不过，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中国哲学的创立和发展，必定要以中西哲学的异同比较和相互诠释为基础，在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中激发中国哲学的创造力，坚定不移地走以我为主、综合创新之路。

四、新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走向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正在步入后工业时代，中国社会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传统与现代的两极互动有可能转变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多元交织的复杂动态关系，这是一场更具挑战性的文化实践。而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如何在迎接挑战中走向现代、走向世界，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话题。

    有学者认为，现代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比“现代化”更不易规定的问题。“中国底哲学”在今天的诉求，需要以文化多元主义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当代文化和哲学的发展显示出，根源性、民族性、地方性，与世界性、现代性、普遍性，不再是启蒙时代所理解的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也同时是“世界的”，“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这已为当今跨文化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另一方面，古代中国哲学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但其注重的问题与提问的方式，不能不受交往范围的限制和古代历史、社会的影响，从而，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是必需的，这种现代化意味着在与西方及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改造和发展自己，并在东西南北时空大压缩的交往时代参与世界和人类文化的交流。18

    论者认为，进入新世纪，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21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21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20世纪更好。

    复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这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历史性课题。由于传统与现代是一个相对的历史性概念，这一课题有日益复杂化的趋势，也蕴含了新的解决的可能。从理论的角度看，一方面我们需要在总结传统文化和哲学现代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更为细密切实的文化理论，以期对这一问题获得更加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简单地、浮泛地用科学、理性、民主等概念去一般地描述现代，而需要认真、理性地追问传统哲学所要面对的现代究竟是什么，现代性包括什么，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性等等。只有理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可能去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与现代的关系，才能够真实地回答传统文化和哲学能否现代化，传统文化和哲学中哪些是传统的东西，哪些包含有现代性的因素和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哪些东西可以成为一种资源以弥补现代性的不足、纠正现代性的偏差，以及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与时俱变的动态关系这样一些深层次的问题。19

    再有学者认为，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哲学思想亦在趋于融合。哲学思想融合的趋势在形成着“普遍的哲学”。我们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一方面要注意借鉴传统学术研究那种注重“通”的方法，注意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学术史、经学史、社会史等学科的内在关联性，注意多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而加以融贯；同时亦要注意不只把学术研究停滞于知识、器物的一极，而要体认传统人文整体的教养。如此，中国哲学的研究就会逐步地走向个性化，实现中西哲学思想诠释的双向互动，从而对那全球化过程中正在形成的“普遍哲学”有所贡献。20

    也有学者认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既不能“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也不能“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而应该是智能创新式地“自己讲”，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对时代冲突的艺术化解、对时代危机的义理解决、对形而上学之谓道的赤诚追求，等等。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就是要在与“他者”的交往中、与对象的对话中、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得激动力、转生力和生命力。中国哲学的创新，不仅要面对过去的“问题”、“话题”，更主要的是要面对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和各文明之间的冲突等现实的“问题”、“话题”，并由此五大问题而产生并寻求对生态、人文、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的本根性反思及化解之道。21

    综合以上学者们的观点，我们看到，新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问题，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问题，而是与哲学从业者的自身问题意识相关联的问题。 “中国底哲学”的追求有没有意义，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等人的现代的“中国”哲学重构是否成功，对我们未来的哲学活动有何借鉴，哲学的现代性如何理解，哲学的中国性如何规定，“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在何种意义上值得追求，这些都是我们在新世纪初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的课题。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的确需要改变，明智的选择是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加以改变；中国哲学史确实需要重写，有效的立场是要真正找到能够带来突破的重写途径。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合理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实现自己的价值。

    笔者认为，新世纪“中国哲学”的努力方向应寻求各种异质性资源的有效整合，特别是要将传统的思想和学术与西方的思想和学术整合到一起，并产生出新的哲学理论。只有哪一天中国人开始正常地建构出新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才算名副其实、名正言顺，才不再需要刻意的辩护。而建构“中国哲学”的关键是：关心中国人的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关心包括中国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带根本性的问题，然后给予自己的解决。我们相信，通过继承学术前辈已取得的成就，经过几代中国哲学工作者耗费巨大心智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哲学学科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和未来。

 

注释： 

1 参见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8页。

2 参见郑家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国哲学年鉴》（2001），哲学研究杂志社，2001年，第1—2页。

3 参见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4 参见彭永捷《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5 参见《“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访陈来教授》，《哲学动态》2002年第3期；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6 参见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53、656—657页。

7 参见陈少明《知识谱系的转换——中国哲学史研究范例论析》，载陈平原等主编《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重提“中国哲学”的正当性》，《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8 参见张志伟《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9 参见干春松《从方法选择转向问题意识——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一种解读》，《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10 参见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472—481页。

11 参见杨国荣《中国哲学研究的四大问题》，《哲学动态》2003年第3期。

12 参见唐文明《中国思想的隐秘渴望——范式转变中的中国哲学》，《哲学动态》2002年第3期。

13 参见王中江《“范式”、“深度视点”与中国哲学“研究典范”》，《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14 参见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8—9页。

15 参见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16页。

16 参见景海峰《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及其面临的困境》，《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从“哲学”到“中国哲学”——一个后殖民语境中的初步思考》，《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17 参见杨国荣《哲学的建构与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反思的哲学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8 参见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16、18页。

19 参见洪修平、白欲晓《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哲学研究》2002年第1期。

20 参见李景林《西方话语霸权下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之反思》，《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

21 参见张立文《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