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留洋的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本文认为，哲学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的哲学而论，西方哲学是哲学，中国哲学则不是哲学。但就广义的哲学而论，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都可以称之为哲学。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西方思想为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中国古典哲学，亦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一是指中国古典哲学在现代的传承和发展，即中国现代哲学。本文在多数情况下对这两方面的含义并没有作严格的区分，因为它们都关涉同一个问题：中国哲学究竟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1]
严格说来，中国哲学被称之为中国哲学，始于上个世纪初，以胡适为首的一些留洋中国学者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工作，迄今不过百年。在中国研究中国哲学，自始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
通常我们把世界上的哲学划分为三大形态：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然而，把中国哲学归属于哲学的名下，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往前说有黑格尔，最近则有德里达。黑格尔的观点众所周知，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从希腊开始，由于东方人的精神还沉浸在实体之中，尚未获得个体性，因而还没有达到精神的自觉或自我意识。所以，所谓中国哲学还不是哲学，不过是一些道德说教而已。黑格尔甚至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2]无独有偶，2001年9月访华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亦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思想，不过他并不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贬低中国哲学，而是主张哲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传统，乃是源出于古希腊的东西，而中国文化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一种文明。[3]有意思的是，当时在场的王元化先生同样举孔子为例，称《论语》只是道德箴言。当然，考虑到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当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的时候，即使不是赞扬，至少不包含贬义。
然而无论如何，黑格尔和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那么，中国哲学究竟是不是哲学？中国哲学是哲学还是思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名词概念使用的合法性问题，它关系到研究中国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乃至合法性和可能性等一系列的问题。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国学者之所以困扰于这样的难题，是因为现在全球的学科分类、概念系统和知识架构所依照的都是西方的标准。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标准看待中国思想，中国人也只好按照西方的标准理解和疏理自己的传统。本来，说中国没有哲学，就如同说西方没有儒家、道教和四大发明一样，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是，目前全世界踏上的现代化、全球化的道路，是西方人开拓的，而且评价标准也是由西方人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那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侮辱，这意味着中国古老文明无论多么灿烂辉煌，毕竟没有达到比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显然，遭遇这样的问题，我们很难心平气和地当它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证明“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否则就应该以学术的态度对待之。
我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知之甚少，本来不便乱发议论。但是作为中国人研究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便有惺惺相惜，唇亡齿寒之深切感受。所以希望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的定位问题说一说我的看法。
一
“中国有没有哲学”或者“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哲学”的定义。然而，在“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上，哲学家们从来就没有达到过普遍一致的共识，所以从哲学的定义出发来厘定中国哲学的意义，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从不同的定义出发，可以有不同的结果。不过，哲学毕竟存在了2000多年，一致的对象和笼统的规定还是有的。我倾向于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规定哲学：就广义的哲学而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文明的哲学都是哲学。但若从狭义上理解，哲学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确不是哲学。相对于狭义的哲学，我们可以将广义的哲学称为“思想”。就此而论，世界上所有文明最高的意识形态都是“思想”，西方思想则是“哲学”。这就是说，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思想”，只是西方思想采取了“哲学”的形式，因而被称之为“哲学”。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就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而论，中国哲学当然是哲学。但就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论，中国哲学则不是哲学。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哲学”（philosophy）概念是一个外来语，来自日文对英语的翻译。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是希腊人的创造，经过近代的发展，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在学科化的过程中，西方哲学形成了特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体系，而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之所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简言之，我们可以笼统地将西方哲学看作是一种科学思维方式，它通过理性认识把握自然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以公理化系统为基本模式，以“是什么”为问题，试图以层层抽象追问最高的普遍性的方式，获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举例说，我们可以从许多枝玫瑰花中抽象出“玫瑰花”的属性，从各种各样的花中抽象出“花”的属性，再从花草树木中抽象出“植物”的属性……。按照这个思路如此类推，我们最终将抽象到最高的普遍性――“存在”，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就是追问“存在”是什么的学问。所有存在着的事物都必须以存在为其存在的前提，同理，所有研究存在着的事物的科学都必须以哲学为基础。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曾经将人类所有的知识比喻为一棵大树，形而上学是根，物理学（自然哲学）是干，其他科学则是枝叶和果实。在哲学家的心目中，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在人类知识中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样一般地规定西方哲学难免失之偏颇，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之所以一般地称西方哲学为科学思维方式，是因为西方哲学乃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哲学问题的典型。由于近代以来，这种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的领域结出了硕果，以至于使哲学亦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科学的道路。虽然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们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所以对形而上学科学思维方式展开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激烈批判，其中亦不乏矫枉过正的举动。但是，大规模批判形而上学的活动，迄今为止也不过百年。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00多年来，科学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了西方文明的血液里，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一言以蔽之，就狭义哲学而论，判断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可以视这种科学思维方式为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在西方哲学的名下有一系列“部门”或者“分支”，例如本体论（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等等，它们之间界限分明，都有规范的概念、方法和理论系统，自成一学科，而中国哲学虽然不能说没有讨论过相应的问题，但的确没有这样明晰的学科规定，也相应地没有学科性的发展。例如西方哲学尤其近代哲学以来，认识论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展，对于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以及相应的问题进行了越来越精细的讨论。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认识论的问题，但却没有认识论――关于认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当我们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的时候，肯定会发现中国哲学不符合西方哲学的规范。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与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虽然立场和态度正好相反，但却是基于同一个根据：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换言之，两者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究竟是不是哲学的。显然，如果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看，中国哲学的确不是哲学。
然而，如果从广义的哲学即“思想”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则是哲学，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思想”。
那么，什么是思想？
二
如果就哲学问题而论，不能说中国哲学不是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证明，通过科学思维方式是不可能解决哲学问题的，故而中国哲学的思路便成了一种选择，虽然这一选择也不会是唯一的选择。西方有些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借鉴东方思想包括中国的道家思想，就是一例。
我个人主张，哲学是广义的人生哲学，因为哲学产生于人类精神试图超越自身的有限性通达自由境界的至高无上的理想，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的问题。当然，像美学（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不同体现。所以仅就终极关怀之问题而论，还不能确定中国哲学是或者不是哲学。中国思想的特殊性在于，如果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很难区分它究竟属于哪个学科领域。我们经常说，在中国思想中，不仅文史哲不分家，而且在某些学者看来亦具有宗教的性质，例如称儒家思想为“儒教”，实难以西方划分学科的方式疏理清楚，一旦疏理清楚了，恐怕就不再是中国思想了。
所以，将中国哲学称之为“中国思想”，一样需要说明理由。
从概念上说，与“哲学”相比，“思想”不仅太过笼统，而且也面临着高低深浅的质疑。我们可以把许多东西归入“思想”之中：感觉经验、理论思维、实践理性、宗教体验、审美感受……。“思想”如同一个大口袋，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另外，一说到“思想史”，按照通常的理解，就是文化变迁、社会思潮或政治思想的历史。于是，人们可能心存疑虑，如果中国哲学不叫中国哲学而叫中国思想，是不是变相地降低了中国哲学的身份和地位？这与说中国没有哲学有什么两样？就此而论，我们有必要把“思想”的含义说清楚。当然，就“思想”的概念含义而论，恐怕像哲学一样是说不清楚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围绕“思想”的身份和地位进行一番讨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在此使用“思想”这个概念的时候，既不是从认识论上规定的，也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结构上说的，亦与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想无关，而是一般地意指某一种文化的精神性的神韵和精髓。简言之，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乃至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明，其精神文明中的最高成就，作为文明的灵魂的东西，就是“思想”。显然，“思想”可以是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文化、文学、历史、宗教，其中也有哲学。不过，“思想”亦比所有的“学科”更古老、深邃和源始。为什么最是标榜创新和发展的西方哲学，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回到古希腊去汲取营养？因为“思想”是“哲学”的活水源头。
那么，在哲学与思想之间作这一重区分，有什么意义？
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历史等背景之下，人类精神在追问终极关怀之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思维方式或世界观，这种思维方式或世界观则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世界观，主要表现为科学思维方式。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这种科学思维方式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并且将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贯彻于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所有领域，将整个世界带上了现代化的路径。不过，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思想家们开始反思科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人们逐渐意识到，哲学作为科学思维方式虽然在对自然的认识等方面产生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亦有其自身的限度。它在对于自然“祛魅”的过程中亦使精神的领域科学化了，而面对终极关怀的问题则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思想的哲学化或许正是西方哲学面临之种种问题的根源之一。哲学作为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我们将思想等同于哲学，势必使丰富多彩、奥妙无穷的精神世界在抽象化的过程中失去它的内在生命。我们可以把“思想”看作是活生生的、具有本源性的、构成性的源始境域，“哲学”则是学科化、规范化和程式化的“科学”。思想是“根”，哲学则是由此“根”而生出的“树干”之一。如果哲学能够从思想之源中汲取养分，那么就可以茁壮成长。而当哲学遗忘了它的根时，它便丧失了生命的活力。
譬如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的区分。
将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分开，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中国哲学史是按照西方哲学的形式从中国思想史中疏理出来的，所以问题多多。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却又常常按照西方哲学的方式将中国哲学史凌驾于中国思想史之上，于是问题就更多了。单就中国哲学而论，不仅将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泾渭分明地分而治之是成问题的，而且应该确立思想史对于哲学史的本源地位。
以上关于“思想”与“哲学”所说的，基本上关乎“思想”与“哲学”的差别。如果我们将“思想”看作是广义的哲学，则需要另有说明。我想以海德格尔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海德格尔有一篇文章叫做《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他所说的“哲学”指的是建立在科学思维方式基础上的西方哲学，而“思”则意指对真正本源的源始境域的思想。在此，“源始”不是“原始”，并非时间意义上的古老，而是根本、根据的意思。按照海德格尔，西方哲学锻造的科学思维方式或许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创造了非凡的成就，但其严重后果是，人被连根拔起，成了无家可归的浪子。因此，他主张返归主客尚未分化的源始境域，提倡一种本源之思。如果说西方古典哲学的基本思路是“向上”抽象，那么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思路则是“向下”回溯的。其实，西方哲学史上像海德格尔这样质疑哲学的哲学家不乏其人，例如康德。显然，我们不可能把康德和海德格尔排除在哲学之外，不仅不能排除在哲学之外，而且还视之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由此可见，把西方哲学规定为一种科学思维方式，主要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另一方面，主张非科学思维方式的思想家如海德格尔亦是伟大的哲学家，哲学因此可作广义狭义之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