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而起的，是由弥勒、无著、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或称"有宗"）。这一派对"中观"派一切都是假名、"空亦复空"、否定一切的理论，持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人类的精神本体所变现出来的。他们称这一人类的精神本体为"识"，声称"万法唯识"，肯定"识"的实存性。在分析"识"如何变现为诸法，以及如何"转识成智"，证得圆成实的"真如佛性"等过程中，"瑜伽行"派深入地分析了人的心理活动，并对各种认识活动和心理活动进行了十分细致地分类，归纳为"五位百法"。其中有些是根据宗教的要求主观构想出来的，也有十分烦琐之处，但对于人们研究认识活动或心理活动也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又，为了深入分析名相的需要，这一派专门研究了分析的方法，极大地发展了佛教逻辑-----"因明"。
"中观"派和"瑜伽行"派在争论中不断互相吸收，大乘佛教后期发展的趋势，就是融合汇通这两派的观点。
密教是佛教与印度古代民间信仰，特别是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至公元七世纪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教轨仪，真正的密教才出现。而至八世纪初，密教则已在印度佛教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密教以大乘佛教哲学为基础，配以系统的咒语（真言）、陀罗尼（总持）、仪礼、俗信，以及强调法身佛说法、秘密传法、即身（现身、肉身）成佛等，构成了他与显教相区别的特征。密教在八世纪传入我国西藏地区，发展为今天的喇嘛教，然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则不是很大。
传入东南亚地区（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的佛教是部派佛教中的上座部佛教（也称为南传佛教）南传佛教注重实践，强调戒律，因此南传佛教大藏经（巴利[Pali]文大藏经）也以律藏为主，其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佛教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其中主要是大乘佛教。佛教传入我国后，经过与我国传统思想和宗教的冲突和融合，以及理论上形式上的自我调整，自四世纪起（东晋南北朝），即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就开始了创造性地发展佛教理论，探索建立适合于在中国土壤上扎根、生长、光大的佛教。到了隋唐时期，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论。此时，佛教已在中华大地上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已与中华本土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其中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在我国文化史上、哲学思想史上、文化艺术史上，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佛教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同样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曾说："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高行洁、学渊识拔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范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间如，道安、鸠摩罗什、慧远、僧肇、道生、智顗、吉藏、法藏、玄奘、澄观、慧能、宗密等，他们的成就，比起创立佛教的印度高僧来，一点也不逊色。没有隋唐时期佛学的理论成就，也就不会有宋明理学在理论上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东晋南北朝以后离开佛教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华历史、文化的精神的。即使在近代，佛教哲学对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仍有极深的影响。而时至今日，中华大地上也还有举不胜数的名山大川、文物古迹和民俗风尚等，是与佛教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相比较，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佛教不断地向简易方向发展。《周易·系辞》说："易简之善配至德"，"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崇尚简易，这大概是中国人理论思惟上的一大特点。因此，烦琐的佛教理论如果不进行一番简化的话，是不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唐玄奘企图尽量恢复和保存印度佛教的原貌，他的佛经翻译忠实于原著，他所创立的法相宗，也力求保持大乘瑜伽行派的特色。但结果是，同一原典的汉译本，他的译本不如鸠摩罗什的译本流行，他所创立的法相宗两传以后就式微了。天台宗和华严宗在理论上都是融合了大乘空有二宗，通过综合简化，发展了大乘的哲学思想。但总的讲来，其理论体系也还是相当庞大和烦琐的，不易为一般信仰者所把握。所以，唐以后这二宗的传承也仅能不绝如缕而已。相反，以简易著称的禅宗和净土宗，则在我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唐五代以后的佛教，主要是禅宗，或禅净合一者。由是，宋以后，禅学与佛教（学）成了同一含意的概念，谈禅也就是谈佛。
禅宗是中国佛教创造性的发展。从理论上讲，中国禅宗的产生，就是为了反对佛教的烦琐哲学的。他们提倡以实修为主，不落言诠，不立文字。相传为中国禅宗创始人六祖慧能说法的记录，以后为禅宗奉作经典的《坛经》，就是综合了大乘空有二宗最基本的观点，以极其简炼的语言（全文仅一万余字）表达出来的，唯一被称为"经"的中国著作。而在实修上，中国禅宗也改变了那种脱离现实世界，尤其是脱离现实自我的静坐求净的方法。他们认为，人人具有的佛性本来清净无为，没有烦恼缠缚（即所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因此，人们一旦觉悟到自己的本性本来清净无为，也就得到了彻底的解脱。禅宗在开导人时，特别强调个人的主动性，他们认为，自性只能自觉，他人的觉悟不能替代自己的觉悟，别人至多只能引导一下。因此，禅宗大师从不告诉弟子们现成的结论，而总是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去启发弟子们自己进行思考，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方法和手段中，就有人们熟知的"棒喝"、"参公案"、"看话头"等等。这里面虽有不少神秘主义的色彩，但也有一定的启发智力的作用。另外，禅宗要求人们做自家主人，不迷信权威（包括佛陀、祖师和佛典），这对解放思想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今，禅宗思想在东西方社会中，还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不少学者对之有浓厚的兴趣。
佛教大约于公元四世纪时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其时，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不断从中国输入佛经和派遣高僧来中国求法，中国的各宗派亦先后传入，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佛教宗派。先是有五教的成立（涅槃、戒律、法性、华严、法相），八世纪后禅宗传入，也有了教宗之分。朝鲜半岛的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的高僧和名著。如，高丽僧义渊，新罗僧圆光、慈藏、义湘、元晓、圆测、道义等是为最著名者。义湘、元晓都深通华严，前者被尊为朝鲜华严初祖，后者被尊为"海东师"，其所著之《华严经疏》、《大乘起信论疏》等，世称为"海东疏"，对华严思想甚有发明。今天，佛教在南朝鲜仍然十分盛行。
佛教大约于公元六世纪时首先由百济传入日本。经圣德太子大兴佛法，佛教在日本扎下了根。公元七世纪初，日本遣小野妹子使隋，并派留学僧数十名随行求法，开始由中国传入佛教。奈良朝时期，是由唐朝输入的佛教，当时有六个主要宗派，史称"南都六宗"（三论、法相、华严、律宗、俱舍、成实）。平安朝时期，留唐高僧最澄和空海，回国后分别创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此时，日本佛教开始谋求与本土传统文化（神道）的调和，出现了所谓的本地垂迹说，即宣称佛为神之本体，神是佛的化身。这种情况，在佛教初传入中国时也发生过。当时也有所谓老子西去化为佛，佛遣三大弟子来中华传教，分别化为孔子（儒童菩萨）、颜回（月光菩萨）、老子（摩诃迦叶）等。至镰仓时代，又增加了净土宗、真宗、日莲宗、禅宗四宗。真宗、日莲宗是日本独有的宗派，真宗本是净土宗的支派，为亲鸾所开创，此派因承认和尚可以吃荤、可以娶妻受到欢迎，以后并为日本各宗派所接受。日莲宗以标榜恢复天台教义而创此新宗，鼓吹"唱题成佛论"，提倡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修行方法。禅宗是这一时期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们的特别青睐，是武士的精神支柱，因此十分兴盛。留宋高僧荣西为日本禅宗之始祖，开创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临济宗，其再传弟子道元留宋回国后则开创了曹洞宗。禅宗在日本获得新的发展，把参透"无"字放到最突出的地位，形成其自己的特征。本世纪初，日本禅宗经过铃木大拙等人传播到欧美，在西方引起了一股禅宗热。此热不仅至今不衰，且呈日趋高涨之势。
越南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通途之一，早期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比较大，八世纪以后则主要受中国佛教的影响。李朝是越南佛教的黄金时代，传播的主要是禅宗。后黎王朝时，大力推行崇儒抑佛的政策，佛教遂日趋衰微，此后亦未能再兴。
四
东西文化的交流，可以说自古有之。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远达希腊、罗马。《汉书》中所记之"大夏"系指希腊人所建之国，"大秦"则指罗马帝国。古印度与希腊、罗马也早有交流，现存汉译佛典中，有一部名叫《那先比丘经》的经（巴利文佛典中也有，名叫《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nha]），讲的是弥兰陀王（公元前二世纪左右支配西北印度的希腊人国王）在与那先比丘的问答后，皈依佛教的故事，记述了古印度与古希腊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六世纪起，欧洲资本主义向亚洲开拓殖民地，进行掠夺。同时，罗马教廷也派遣天主教耶苏会士来亚洲传教，东西开始了一种新的交流。至十九世纪，东南亚大部分国家沦地殖民地，中国和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也被彻底打破，从此是东西文化的开放的、全方位的交流。
由于历史的原因，又因我们身处东方，人们往往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西方文化、哲学对东方和中国的影响，而对交流中东方文化、哲学在西方引起的反响则反而疏于考察。因此，在本文结束之前，我想就后者做一极其简要的介绍，或许能触发起人们对东方人的智慧，东方文化、哲学价值的重新思索。
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加上"中医"是五大发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是小学课本上就有的。现在，人们谈论的则是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和坦普尔的《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从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智慧是如何令西方吃惊、敬佩和着迷的。谈论这些，当然不是为了叫青年人在光荣的历史中自我陶醉，相反是要把他当作一付清醒剂，使我们得以全面地认识一下自我，激励我们去创造一个无愧于民族历史的新时代的自我。
对于儒家文化，人们议论纷纷，捧之者捧杀，骂之者骂杀，各自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而谁也驳不倒谁，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就说明，捧杀也不行，骂杀也不行。与其在捧杀与骂杀的唇枪舌战中打转转，不如在现实生活中择善而从，为我所用，察其实际之功效而取舍之。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曾对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霍尔巴赫等，都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伏尔泰对孔子儒家思想推崇倍至。他在《哲学辞典》"中国"条中写道："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虚玄。"（转引自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李约瑟在《中国文明》的讲演中说："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有感于孔子之学说，而曾三复致意焉。"（同上）至于德国的莱布尼茨对于《周易》和宋明理学的特殊兴趣，已为人们所熟知，就不必详说了。今天，亚洲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四小龙"在经济上的成功，儒家与现代工业社会的问题，正在引起世界性的关注与研究。
当今，欧美国家的许多科学家（包括自然学家和哲学人文科学家），运用东方哲学研究现代科学问题，已作出了许多成绩。八十年代初风行美国的《物理学之道》（走向未来丛书曾编译出版题名《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用道家和禅宗思想来探讨现代物理学上的各种问题。而用儒家、道家、佛教（主要是禅宗）理论来研究人的问题，心理学问题，认识论问题，则更是不胜枚举。即以大家所熟知的存在主义来说，如果你对中国道家老庄思想一无了解的话，是无法把握其真谛的。这一切证明，古老的东方智慧不仅魅力犹存，而且自我调节以适应时代的生存能力。
关于"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的议论多起来了，在日本也有人认为现在是提出"脱欧入亚"（日本明治维新时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曾提出"脱亚入欧"）的时候了。对此，我们应当作何思考？自大是愚昧的，自尊是不可无的。
① 学术界对世界五大文化圈也有这样分类和称呼的：中国文化圈，西方文化圈，东方正教文化圈，回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