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光、视觉与心灵之间描述等等甚或是感人的，但对理论本身的清晰性无所补益，艺术世界需要朦胧和任意，但理论本身不能，艺术、诗歌、音乐或宗教等可以比哲学更切近存在，但只有在理论自身的的清晰性中，文化的存在与形化形态才能被描摹现身，正如他的一个比喻“这就犹如：当我们告诉一个儿童他手中的物件的名称时，他的双眼就会炯炯发亮起来。”

尽管如此，斯宾格勒对存在和存在的意识的区分的直觉仍是卓越难及的。比如斯宾格勒强调希腊艺术的“雕塑性”性质和对不同的古代建筑的空间艺术风格比较就是卓越的美学和艺术批评观点，但对于他来说，空间性相对于时间性的哲学意义只是模糊地包含在“现在”这个直觉概念中，而这一点却正是所有艺术（“造型精神和音乐精神”）的最深刻哲学本质，但艺术并不就是哲学，艺术只是在空间中表现的从而只是间接地表现空间的意义，斯宾格勒只是借助于艺术批评的观点和方法把直觉思辩化了，因此他的文化形态研究才能在历史领域中立足，或许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种关键，这种基于文化存在的时空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美学和艺术批评观点实际上成为了“西方的没落”的学术方法的最大特色。

当然，艺术与逻辑之间的关系正是西方文化所不能提供的两种文化之间的过渡，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上，文化是人类的社会存在模式，在哲学人类学的视角上，文化是人类的社会性存在，在思辩的历史哲学中，文化形态与人类的历史相同，诸如此类的观点和方法造就了一大批专门化的但相互重叠的学科和缠绕不清的观念、观点和方法，这一切都根源于对历史和文化复杂多层次关系的不同理解，比如，各文化形态都具有青春期，成熟期等这样的历史必然过程，这与斯宾格勒所反对的在历史中进行古代—中古代—现代这样的划分不同在于，需要有从一种从自然哲学的历史观改变为一种文化存在世界观，即文化的哲学观在历史中的运用，这就要求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转变，这完全不是思辩的哲学方法所能胜任的，斯宾格勒也难于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授受，共时性概念基于历史本质的文化性而不仅仅是某些文化的某种同构性，罗马式的秦国的帝国主义、奥古斯都式的秦始皇只是某种比较相似性，不能引证为历史本质的文化性，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是境域与视域的交织时空，因此你即能以文化性来解释历史性，也可以用历史性来解释文化性，但这两者的分别是重要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在历史学中，你只能以历史性来解释因果性而不以因果性来解释历史性，而在文化形态研究中，文化如生命一样具有的必然的历史过程，只有在哲学的领域中，历史与文化才可以有同一性，历史可以理解为最大的文化周期，而文化也可以被理解为最长的或唯一的历史过程，这甚至是一种现代宇宙论意义上的课题了，比如人们可以问：宇宙的起源和历史过程是否是循环的抑或是唯一的？

斯宾格勒的思想当然是受文化唯一性的历史观支持的，因此他坚称： “‘历史的人’，依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并按全部大史学家对它的看法，乃是一种正全力向着自我完成前进的文化的人。在此之前，在此之后，在此之外，人是没有历史的。”（第二章起源与景观，（乙）高级文化的类型，六）但斯宾格勒没有文化的人和人的文化这样的概念区分和它们的同一性的理解，因此，虽然他把文化形态的研究推到学术研究的前台，但不可能有文化形态的精确的定义理论，历史共时性概念也只能是一个炼金术式的咒语，斯宾格勒的历史同时性与荣格的心理共时性概念一样，无法最终脱去神秘性的面纱。

 

 

7. 中国文化的文化性

 

文化形态学方法不同于传统科学中的实证综合和抽象分析，它是通过对各种表象、现象进行比较、整合成可描述的观念形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模式研究如露丝·本尼迪克 (Ruth Benedict 1887-1978)等就是成功的典范，但历史研究的因难远超过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范围，需要全新哲学的支持，尽管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等等历史和文化理论学家有了对种种文化的卓越研究，但文化和文化形态理论的丰富和深遂性远远超过普通的学术范围，文化的千差万异的变化与文化的历史性传承之间的秘密就与世界和生命的秘密一样是永远的哲学。

要真正理解文化与文化形态，而又要避免神学的超验诉求、克服主观独断的思辩臆想、突破实证方法的隔膜，只有在中国文化的境域和中国思想视域中才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中，人对于历史是自身感悟和教化式的理性觉醒，历史的本质内在于人的心灵，流动在情感的血液之中，生活习俗、日用语言、生活态度、人事关系都是历史的影子，历史是“历史的现在”而不是“现在的历史”，人与历史不是阿波罗式的忘怀或浮士德式的追求，而是从无意识中不断地文化自觉，心灵与情感是中国文化的文化性的载体，中国人对历史的领悟的是一种历史使命感，历史的使命感就是历史在人生境域中的历史共时性，这是历史共时性的个人最高境界，这是人性的自觉而非仅仅是历史的反思，是历史的思想与人性自觉的统一，历史的本质与人性同一就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和许多西方学者一样，斯宾格勒是误解中国文化的，他把中国悠久的编年史当作一种单线化的历史观 (第二卷 第二章起源与景观（乙）高级文化的类型 二)，他完全不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的今天”与西方文化的“今天的历史”的区别，斯宾格勒的对文化景观的观相是一种叠置性的艺术批评操作，依靠形式或功能的比较性而不是主要依靠文化的历史本质性，比如，他用罗马法在不同文化中承继的比较关系来论述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三章 起源与景观 C 各种文化间的关系)，很难说是形态学的，而这实质这是法的本质渊源性所支持的，只有在“历史的今天”的中国视角上，历史与现在才能同一性地展现文化形态性，这样，文化形态才是历史的自身，而不是过去的历史存在，这正是基于一种文化化的世界观而不仅仅是历史哲学的历史观。

斯宾格勒认为中国文化是景观式的：”中国人是徜徉（wanders）于他的世界；因此，他走向他的神或他的先祖的墓地，……是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像中国人这样让景观变成如此真实的建筑题材。……墓地不是一个自足的建筑，而是一种布局（lay-out），在那里，山、水、树、花、石，全都具有确定的形式和布置，与门、墙、桥和房屋同样的重要。这是唯一的将园林艺术视作一种伟大的宗教艺术的文化。……如同在建筑中要穿过门户、越过小桥、走过环绕山丘和院墙的曲径，最终才通向终点一样，绘画也会把观者从一个细部引到另一个细部；……中国人的建筑是借景。”(第一卷 第六章 大宇宙（B）阿波罗式、浮士德式与麻葛式的心灵 二) 这只是一种皮毛上的正确，中国文化形态不是西方式的艺术景观，而是自身文化本质的表现和表达的形态，中国纯文化和传统文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向往基于心灵中对自然的认同的领会，中国人对先祖的尊重源于情感中的血渊传承，这是人性与自然性的同一，因此历史就是活的现在，是历史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灵和情感总是或明或暗地表现在人和自然的自然性同一之中，刻意地注重形式反而成了一种对内在性自然性表达的限制，中国文化具有一种空灵无形的哲学性，写意的山水、意境的诗词，渲染着消魂的意境，琴吟道德、钟响禅空，凝结超越的灵魂，中国传统的纯文化最深远地表现了人性与自然、历史的谐和，这样的纯文化是文化本质的艺术化，这种纯文化的文化性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文化性的一个侧影，这与西方纯文化中通过对艺术形式和方法的刻意追求的表达道路不同，当然，西方艺术中对美的表达和对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本质，文化通过艺术来表达美，这正是中西文化在纯文化上的区别，你可以在西方艺术欣赏中通过美的表达而领会人的心灵和情感，但你必须有中国文化的历史情感和心灵修养才能体会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文化的表现特征可以在纯文化的文化性上看出，情感通过艺术形式的美感表现和通过理性化的文化情操表现是中西文化的不同文化性，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文化性特征性地表现在纯文化式的艺术美上而分离于文化的理性性，那么中国文化的文化性是特征性地表现在非纯文化的文化理性上而与纯文化的艺术性同质而高层，这种理解不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对立或相排斥，由此，你也就可以领略中西文化互补性的丰富意义了，当然中西文化的互性具有更深刻和更丰富的内容，这里只是管窥罢了。

中国文化具有基于心灵、感情上的理性自觉，人就是一个文化化过程，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化成”观念就表达了人的存在与文化的同一性，因此”人”的存在就是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文化本质，历史的自然性 (不是自然的历史) 和人性一致，存在与自觉一致，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文化观，所以，中国哲学是文化的元学，即人的哲学，这不是一种学科的元学意义的文化哲学或学科对象的文化学或文化科学，当然也区别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而是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同一，这与中国思想的元哲学性质，与中国文化的人文性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