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查尔斯·帕纳蒂说过：'过去是医生医治身体，精神病医生医治头脑，教士医治灵魂。而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里，整体治疗的医生们需要承担所有这三项任务。作为病人将积极地参与医治，这在医学史上是第一次。接着，我们将检验新的精神--身体治疗法，这可能在你的一生中就会变成现实。'(《科学和技术23项突破》)在中国历史上，道教学者对精神--身体这种整体治疗的方法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太平经》的作者提出了'以乐却灾法'，要求'以乐治身守形顺念致思却灾'。作者对人的精神在治愈人体疾病中的作用十分重视，理由是：①世间万物皆以气相通，乐则相安无病。所以他说：'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行乐则不相害伤，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13～14页)在这里，作者赋予万物以喜怒的精神是其万物有灵论观点所主使，他提倡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人的自身都应和乐融洽，不相伤害，这样才能使万物遵循其运作的法则，人本身也不会因愁苦而患疾病。②万物与人，人与人，人体自身等若以喜乐之善气相通，就可以通达神明，从而长生久存。《太平经》的作者对人体疾病的产生作过多方面的探索，一是人体各部分器官都有神住其中，神在即无病，神去即有疾。例如《太平经》作者多次谈到守一法，既要求人们了知'一'为'道'之根，万物之源，命之所系(包括人与生物)，众心所归，又要求集中精神，各自意守每个部位的'一'(即主宰)。如头之一为顶，七正之一为目，腹之一为脐，脉之一为气，五脏之一为心，四肢之一为手足心，骨之一为脊，肉之一为肠胃。而守一就是为了延命。因此，他们认为'凡事各自有精神'，世间万物'各自存精神'，只要精神充沛，万物才能茁壮成长，人才能健康。二是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元气生成的。在他们看来，元气不和，无形神人不来至；天气不和，大神人不来至；地气不和，真人不来至；四时不和，仙人不来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来至；阴阳不和，圣人不来至；文字言不真，大贤人不来至。如果天地阴阳五行之气不和，则天下混乱，人亦会有灾害。三是人体各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处有病，他处皆伤。《太平经》中说：'夫天地人三统，相须而立，相形而成。比若人有头足腹身，一统凶灭，三统反俱毁灭。若人无头足腹，有一之者，便三凶矣。'对于疾病的治疗，除了悬象还神法纯属宗教性祈祷外，《太平经》中的草木方、生物方、灸刺法等都带有整体治疗的性质，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治法。例如作者谈到灸刺疗病的原理是，调安人体三百六十脉，使阴阳之气相通而除病。理由很清楚，人体脉络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五脏，脉络无时不在移动，人有病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灸刺即在调安脉络，使其恢复正常。虽然灸刺并非涉及人体所有经络，但灸刺一穴即动全身，调一脉即治疾病，这都是以人身为一整体来治疗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经》的作者十分重视精神治疗在医治疾病中的作用，也特别强调以人身内在因素来增强自身健康，认为精、气、神为人身三宝，若欲长寿，应当爱气尊神重精。这些观点逐渐成为道教医学的核心并被历代道教医学家所继承发扬。如晋代道教学者、医学家葛洪在整体治疗中将精神与形体，人们寿命的长短与道德修养相联系，认为只有精神、躯体都无病才健康。梁代陶弘景在其所著《养性延命录》中所论述的观点也与整体治疗息息相关，一是强调'精神内伤，身必死亡。''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神形早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认为'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例如陶弘景谈到养生应做到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切忌十二多，即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按照陶弘景的观点，以上十二少、十二多，除了多事即形疲，多笑即伤脏，多怒即百脉不定外，其他各项都与精神有关。总而言之，即是养神与养形并重，两者都是人体养生中不可缺少的。陶弘景在引用歧伯、彭祖、《名医叙病论》等论及人的寿命的长短时，也指出'聚毒攻神，内伤骨髓，外贬筋肉'，对身体十分不利，而'心不劳，形不极，常导引纳气胎息'即可延年益寿。二是对于房事养生中的禁忌，他既考虑了天时、地利、人忌中对夫妻双方交接中的精神影响，也分析了对双方身体的损害。

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是一个集内外科、神经科、妇产科、儿科等为一身的医学专家，他的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精神与形体为重，他在论述保胎与胎教时，既强调孕妇注意身体，勿饮酒，不乱吃药，又要求孕妇观珠玉、宝物，礼乐、诵诗书，见道德高尚的人，注意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精神与形体的相互密切关系。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道教医学中也含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不过道教学者毕竟看到了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相互依存的联系，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精神与形体进行整体养护或治疗的问题，这在中国中医学与未来医学的发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提倡辨证治病

 

道教医学在实施过程中提倡辨证治病，主张治疗途径和方法不拘一格。

首先，认为食疗是治病的基础。如陶弘景认为：'饮食过差，百病萌生。'(《养性延命录·教诫篇》)孙思邈明确指出药与食的辨证关系：'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夫为医者，当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卷26《食治》)将食治放在治疾病的重要位置，注意人与自然、四时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指出了食物是人体营养之根本，人体只有得到食物的供养，才能健康成长，抵抗疾病。主张一年四季的饮食应有区别，如春季阳气升发，万物始生，不宜过食辛热及酸味之品，应常食梨、甘蔗等清淡甘凉之物；夏季炎热，肌腠开泄，汗出较多，不可贪食生冷、寒凉，勉伤脾胃，宜食清淡、利湿解暑之品，如西瓜、冬瓜、绿豆汤之类；秋季干燥而凉，燥咳较多，故应食梨，苹果，鸟梅之类酸甘化阴、清润之品；冬季寒冷，人体耗散热能较多，宜食辛热、血肉有情之物，如鳖、龟、羊、狗肉之类。食治还须注意地方性，由于气候条件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人们的生理活动和病变特点也不相同。我国地域广阔，东南潮湿炎热，病多湿热，宜清化之品；西北地高气寒，多燥寒，宜辛润之品，这样，采取综合辨证，分别对待的方法，方能达到治病效果，有益健康。

其次，要求区别对待男女老幼的疾病，主张实事求是，对症下药。即使是同一疾病，症状多种，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及变化不尽相同，用药也应有所差别。正如陶隐居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序》)中所说：'病之变状，不可一概言之，所以方千卷，犹未尽其理。'

在辨证治病中，对药物的性质进行了辨证分析，认识到同一药物会因不同病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产生相异的效果，医生对药方应细加斟酌。即：'按药性，一物兼主十余病者，取其偏长为本。'指出药'亦有相恶相反者，服之乃为不害，或能有制持之者'(《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梁陶隐居序》)，如'甘草丸'有防己和细辛，其性本来相恶，但二者合用就能清除有害的因素；半夏本来有毒，但与其相畏的生姜合用，就能克服它的副作用。在这些理论及实际运用中，无不渗透了道教医学朴素的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对几千来中国医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