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善于运用,敢于超越。因明学在当时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问。作为论辩逻辑,能否恰当运用,直接关系到辩者的荣辱甚至生死大事。一个人,若能正确审议精微的议论,能评议精妙的理论,辩论时思路敏捷,就会被请去坐宝象,前呼后拥,随从如林;如果词锋被挫,脸上就会被人涂上红白粘土,身上撒上尘土,被排斥于旷野,被丢弃于沟壑。也有人发誓,倘辩论输了,愿截舌相谢,甚至斩首相谢,不像我们现在坐在书斋里讨论因明义理,可以如此轻松潇洒。玄奘是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他不仅能娴熟地运用现成的因明理论,而且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并多次获得辩论的胜利。在迦湿弥罗国他受到称法师的高度赞扬之后,众僧多有不服,纷纷诘难。玄奘一一化解,众人无不愧服。玄奘对待自己的老师,也不轻易盲从。胜军经四十余年深思熟虑而提出的“诸大小经皆是佛说”的比量流行日久,却无人发现其论式上的错误,玄奘敢于提出修正意见,使其避免过失,从而无懈可击。在十八日无遮大会上提出唯识比量,更是一次创造性运用因明的光辉典范。
求法归来,在因明方面,奘师并无论著,他把全部精力同样放在译讲上,译出了一批因明著作,培养了一大批弘扬陈那新因明的人才,使中国成为因明的第二故乡,并且为新罗(朝鲜)、日本培养了人才。
玄奘从印度带回了因明著作36部,《瑜伽师地论》等有古因明内容的论书还不计算在内,因明在这些论书中是附属的。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开始译经,两年之后就先后译出新因明的专著两种。贞观二十一年(647)译出陈那门人商羯罗主所撰的《因明入正理论》,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陈那本人的早期代表作《因明正理门论》。
在译经初期,玄奘就译出因明专著二部,可见其对因明的重视。当然,玄奘译经的重点是《瑜伽师地论》,因明不过是论证佛学的工具。因此,在译经的头一年他就开始译《显扬圣教论》。此书为无著所著,阐扬《瑜伽师地论》的理论。因明部分完全因袭弥勒因明学说,先行译出是为译《瑜伽师地论》作准备。紧接着又译出安慧编著的《阿毗达磨杂集论》(无著《阿毗达磨集论》的注释本),这两种论书都是包含有承述并发挥《瑜伽师地论》的七因明的内容。二论译出之后,过了几个月,即贞观二十年(646)五月开始翻译《瑜伽师地论》,两年后译完。此论首次阐述了大乘佛教的辩论术和逻辑体系。佛家因明学的名称就是从这一论书开始的。本论提出七因明说,包括辩论和逻辑两方面的内容。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又译出了无著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其中第七卷对弥勒的七种论法即七因明总称为论轨决择,在论证式部分即五分作法中,与《瑜伽师地论》和《显扬圣教论》大同小异,用合、结二支代替了同类、异类。无著在此论中开始有自己的创见。
以上四种为瑜伽师行派有关因明的代表著作,都属于古因明范围。加上前人翻译的《方便心论》和《如实论》,古因明的主要资料在汉地大致齐全了。
还有两本书是新因明应用方面的范本。一本是大乘中观派清辩的《大乘掌珍论》,另一本是陈那门人护法的《广百论释》,分别在译经的早期——公元649和650年译出,前者对玄奘的唯识比量的构成有重大影响。玄奘门人定宾将奘师的唯识比量和本宗旧说作了比较。他说“此量头仿掌珍,身象唯识”,意思是因明的格式仿效了《掌珍论》,而宗、因、喻三支的内容又像护法解释唯识理论所立的量。
据说陈那有因明的专著八种,玄奘除了译出《理门论》之外,在公元657年还译出了《观所缘缘论》。在本论中陈那用三支作法来论述自己的现量学说。
以上是奘师所译因明的全部。其中古因明部分填补了从《方便心论》到世亲《如实论》之间的空白,使汉地学者了解到古因明的发展轨迹。两年新因明专著的弘扬则代表了汉传因明的方向。
玄奘虽然有很高的因明造诣,但是无暇著书立说,他把全部的精力智慧都贯注到译讲活动中。一方面他组织了雄厚的译经班底,译出高质量的本子;另一方面又热心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弘扬人才。译场中的20多位助译者本来就是各地奉诏而来的高僧大德,他们“时闻指掌,每记之汗简,书之大带”,各随所闻“竞造文疏”,一时间蔚为壮观。
《入论》之唐疏,初有神泰、靖迈、明觉三家,继有文备、文轨、璧公诸作,还有净眼、灵隽、胜庄、顺憬、玄范和窥基等疏,如同雨后春笋。除神泰撰写有《因明正理门论述记》外,《理门论疏》还有文备、玄应、定宾和圆测各家。此外,普光述有《对面三藏记》(有云伪撰),元晓著有《判比量论》。并非佛门弟子的尚药奉御吕才是位博学多才之人,他靠自学也撰写了本《立破注解》,对神泰、靖迈和明觉三家义疏提出40多条商榷意见。以上各疏中,以窥基之疏为集大成者,被尊为《因明大疏》。窥基的弟子慧沼、慧沼的弟子智周薪火传灯,著述颇丰。奘门弟子中的朝鲜、日本僧人又将因明种子带回本国。尤其是日本后来居上,不仅将部分珍贵的唐疏保存至今,而且千多年来著述不绝如缕,其中凤潭的《因明论疏瑞源记》和善珠的《因明大疏明灯抄》保存有大量唐疏的重要论述。
唐疏今存文轨的《入正理论疏》残本(三十年代内学院曾辑佚补足)、神泰的《因明正理门论述记》前半部和窥基的《因明大疏》,这三种在清末由东瀛回归故土。此外,还有敦煌写本净眼的《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前三种是我们研究玄奘因明思想的主要依据。
玄奘因明成就第三方面的表现是继承和发展了陈那的新因明理论。
毫无疑问,玄奘口述的要义大量保留在唐疏之中。要对玄奘的因明思想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价,必须将其本义与弟子们的创见(如果有的话)或者错误发挥区分开来。这历来是个难点。本文将唐疏中共有的、及有疑义的或者有充足的理由支持的五条阐述如下。
首先,玄奘弘扬的是陈那前期的新因明,以立破为主,以认识论作为准备条件而附带论述。
玄奘在印度反复深究陈那后期代表作《集量论》,应该说他对《集量》之奥义是精通的,但是他不译以认识论为中心的《集量》,而译以立破为中心的《入正理论》和《正理门论》,客观上说明译者看重的是陈那新因明的逻辑工具性质。“可以权衡立破,可以楷定正邪,可以褒贬是非,可以鉴照现比”(文轨),“以其众妙之门,所以先事翻译”(吕才)。
玄奘开创的汉传因明既不同于以辩论术为中心、以逻辑和认识论为附庸的印度古因明,又不发展成陈那后期因明。
法称因明一方面对陈那因明作重大改革,使其真正成为演绎论证,另一方面又沿着陈那后期因明的方向发展,以认识论为中心。藏传因明弘扬的是法称因明,把因明直接当作解脱成佛的工具。这是汉传因明与藏传因明的区别。
其次,玄奘及其弟子对共比量、自比量、他比量三种比量理论有整理发展之功。在陈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入正理论》中,讨论范围限于共比量。玄奘留学期间,三种比量及其简别方法在因明家手中还很生疏。玄奘学成将还之际已经运用自如。他修改胜军的比量和提出唯识比量便是两个成功典范。如同不同的哲学派别都可以运用形式逻辑来宣传各自的观点一样,玄奘也成功地运用因明工具来论证其唯识思想。他对三种比量及简别方法的整理发展主要反映在窥基的《因明大疏》之中。
第三,根据陈那因明的共比量性质,明确揭示同品、异品概念必须除宗有法。举例来说,在“声是无常”宗论题中,声音能不能算无常的同品或异品?既不能算同品,也不能算异品,因为这正是要争论的问题。在印度的文化背景下,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自喻。作为新鲜的学问传播到中国,不把这隐而不显的要点明确揭示出来,便无法理解陈那因明的整个逻辑体系。《瑞源记》中汇集了四家唐疏的同品定义,明确提出除宗有法。
第四,对陈那新因明核心理论因三相规则的翻译,既忠实于原著,又高出于原著。这是汉传因明对印度因明的一大贡献。在因三相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中,两个“遍”字和一个“定”字是梵文中没有的。因三相是对陈那九句因中的二、八正因的概括。加上这几个字便把二、八正因固有的逻辑意义揭示得清楚明白。这一方面说明玄奘对陈那因明体系的把握是何等透彻,另一方面又充分展示其“既通华言,又娴梵语”、“意思独断、出语成章”的翻译优势。因三相的奘译,可以说是对陈那新因明的又一发展。
第五,发展了陈那新因明的过失理论。陈那、商羯罗主二论的过失论,限于共比量范围。玄奘把它扩大到自比量和他比量,使得过失论更为丰富和细微。玄奘的过失理论在窥基《大疏》中反映得最为充分,但窥基把过失论搞得过于烦琐,这是应当指出的。
玄奘对因明的发展还不止这些,以上五条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