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哲学”这个说法和“德国哲学”之类不是平行的名称。“德国哲学”大致是指德国哲学家所写的哲学，用德文所写的哲学；“中国哲学”却不是这样。你明明是中国人，用中文写作，但你的工作不属于中国哲学。这的确是种奇特的不对称。我们说到德国哲学，不是说它讨论的是唯德国人特有的概念，它主要倒是在讨论法国人、中国人都关心的概念，它之所以仍然是德国哲学而不是法国哲学，是因为它借助了德语、德国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力量，而这种“借助”是刻意为之还不是刻意为之倒在其次。

　　这种差异从何而来？这牵涉到我们对哲学活动的理解。哲学是论理的，但哲学与一般论理复有不同，哲学通过对论理概念进行考察的方式来论理。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哲学是对概念的考察。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哲学是概念的自我考察。那么，不仅当我们在讨论柏拉图或哈贝马斯的时候，我们是在从事西方哲学，而且当我们考察经验、宗教、科学、真理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仿佛仍然在从事西方哲学，因为尽管经验、宗教、科学、真理语词是中文词，但它们所代表的概念，则是experience、religion、science、truth。

　　反过来，我们平常所称的“中国哲学”，则正用来特指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考察工作。中国传统思想早就形成了很多十分重要的概念，例如道、仁、恕、气、理、器、坐忘、色、空等等。实际上，“中国哲学”名下的工作主要是对这些概念进行考察。

　　三

　　中山大学的陈少明是从事“中国哲学”的。2003年年初他到我们华东师大来参加一个哲学会议，发言的主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常觉得从事中国哲学的人不是在从事哲学，而是在从事文献考据？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那些基本概念当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研究和诠释中国经典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对中国这些概念的熟稔和深入理解形成了一个中国学人独特的思想资源。然而，如陈少明所感，梳理传统中国“哲学概念”的工作和通常意义上的philosophizing却似乎隔了一层。

　　面对这样的情形，社科院的赵汀阳提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不能总限于向西方讲解“有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而是要推出关于人类共同永恒问题或人类当下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使中国哲学成为参加讨论哲学各种重要问题的一种必须被考虑的思路”。6我很同意，中国哲学不能总限于向西方讲解“有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可是摆在哲学家面前的“人类共同永恒问题”，不是数学问题或物理学问题，哲学问题终究涉及概念考察，而概念考察是离不开种种不同的自然语言的。

　　但既然我们承认哲学是概念考察，为什么考察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概念会显得和哲学活动隔一层呢？我想，这里的关键在于解释与被解释的差别。哲学工作从两个方面牵涉到论理概念：哲学家用来论理的概念，哲学家加以考察的概念。比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更加重要的是那些我们用以进行诠释的概念，因为后者才是我们正在用来思考的概念。中国传统概念无论多么重要、多么意蕴丰厚，它们主要都是被解释的概念而不是用来进行解释的概念，它们主要是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正在被用来进行思考的活话语。理、气、器、色、仁，它们曾经充满哲学内涵，也就是说，古人曾经对他们自己所使用的概念进行“概念的自身考察”，而今天，它们却不再是我们使用的概念了。7

　　然而，不是有很多重要的西方哲学家特别关注古代论理概念的考察吗？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列奥·斯特劳斯，麦金太尔，他们考察logos、aletheia、polis、eudaimon等等。谁会说他们只是在从事训诂而不是在从事哲学呢？

　　的确，我们需要对概念考察这个提法做一番澄清，甚至对概念这个移植词本身做一番澄清。哲学家对概念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他们进行概念考察时的取向会随之有异，有些偏重考察概念的日常使用〔所谓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如维特根斯坦、G.莱尔、J.L.奥斯汀、斯特劳森等〕，有些偏重于概念的逻辑分析〔所谓逻辑语言学派如弗雷格、卡尔纳普等〕。诠释学传统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则偏重于考察西方核心概念的历史。这里无法多谈这些进路之间的异同优劣，从本文的论题来说，我们须注意到，近代西方的基本概念是从希腊概念和拉丁概念生长出来的，同时又和西方日常语词有紧密的联系，而很多移植词却并不是这样。无论就西方诠释哲学来说还是从日常语言学派来说，用来诠释的概念和被诠释的概念之间有一种更紧密的亲缘。如前所强调，诠释看似把所诠释者作为核心，但它作为核心，其作用恰恰在于把用以解释者组织起来。哲学之为概念考察，即使是对已经不再使用的概念进行考察，其核心的任务仍是澄清我们正在用来思考问题、说明问题的那些概念。诠释过程使被诠释的东西重新获得生命，这话的意思是说，诠释活动使得用以诠释的东西变得更加意蕴丰厚。海德格尔对希腊哲学概念进行诠释，始终着眼于现代人的概念方式，他讨论aletheia，是要澄清Wahrheit这些概念的深义，他讨论techne，是要澄清当今的技术概念和技术社会的性质。

　　四

　　总结下来，本文想说明，“中国哲学”加以诠释的概念是中国的传统概念，而我们用以诠释的概念则是些移植词，它们虽然是中文词，但其内容多半不是从传统概念中生长出来的，甚至也不是我们日用的语词，而是西方概念的对应者。于是，“中国哲学”以它所诠释的概念为标志，而不是以它借以进行诠释的概念为标志。“中国哲学”中有很大一部分似乎只是在从事中国哲学，而不是在从事哲学，因为我们或明确或默会地同意，哲学活动以考察当代人的概念方式为主体。

　　西方哲学研究者似乎较少为这一点所困扰。我们考察经验、宗教、科学、真理这些概念，我们所诠释的是些移植词，我们用来进行诠释的也是些移植词。这倒是更近于黑格尔所称的“概念的自身考察”。然而，这样一来，学西方哲学出身的哲学工作者明明在用中文写作哲学，所做的却不被承认为中国哲学。

　　有人会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全是因为西方文化主导着哲学。这话不错，不过，这话不仅太笼统，而且很可能误导。例如人们会以为，我们应当拿出孔孟老庄程朱陆王来和西方哲学分庭抗礼。也有人干脆认为，现代汉语粗陋简俗，我们应该用古文来从事中国自己的哲学研究。

　　我的看法不尽相同。现代汉语好也罢差也罢，〔我个人觉得也并不差，〕是我们实际上在使用的语言，唯有用这种语言来论理，才能让我们现在的人听得清楚、听得真切，唯有我们用这种语言的论理概念所进行的自我考察才成其为philosophizing，才能成就上述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注意到移植词现象，也许有助于我们更细切地看到中国哲学面临的一些特殊困难；而思想本来就是通过克服具体而微的困难开展出来的。我们可以无视哲学、宗教这些移植词，只用古汉语来讨论古代思想，这样一来，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不是宗教这些问题似乎就消失了。但在我看，以“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不是宗教”为题的困惑还是会让我们困惑。

　　若果如是，“中国哲学”这个名称就与“德国哲学”之类的名称同类，用来指中国人做的哲学，用中文写作的哲学，它讨论的是法国人、德国人、中国人都关心的概念，它之所以仍然是中国哲学而不是德国哲学，是因为它使用的是汉语，体现了中国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力量。加深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思想的概念，是这种中国哲学活动的应有之义。在古文献里自得其乐，当然是一种高雅的乐趣，不过这是不是孔颜乐处，稍有疑问。要从哲学活动着眼，诠释中国经典的工作则意在通过所诠释的概念、围绕所诠释的概念而使我们用以诠释的现代论理概念变得更加意蕴丰厚。

　　本文意在让大家注意到移植词这种现象，并尝试表明这种现象和我们现在对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有一定关联。如果本文的描述有道理，我希望有知者告我们中国人在从事哲学时应当怎样着力。本文对这一点没说出什么，实际上我不知有什么办法，除了努力用现代汉语写出优秀的哲学。8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陈嘉映

　　2005年3月定稿

　　1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于《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三卷，41页。

　　2 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530页。

　　3 叶舒宪，《中西文化关键词研究：经验》，载于《跨文化对话》集刊（第二辑），乐黛云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55页。

　　4 翻译研究中有时把一种特殊的译法，如用一箭双雕来译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有人称作“移植法”〔参见杨自俭、刘学云编，《翻译新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70页〕，和这里所说的移植不同。

　　5 在主观能动性这个短语中，主观带有褒义，但这是个带有强烈宣传色彩的词儿。

　　6 赵汀阳，“哲学的中国表述”，载于《论证》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7 就此而言，“概念的自身考察”这个提法比“概念考察”要更准确。

　　8 莱布尼茨曾为他同时代德语的衰落痛心，并提倡复兴德语。关子尹“莱布尼茨与现代德语之沧桑”〔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一期〕备述此事并做了相关考察，特别是由此提出了对现代汉语的一些考察，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