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以及对史料解读的不同，学界对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仍存在一些分歧。从戊戌七月朝局的变迁与慈禧训政的关系看，日益趋新的光绪帝过多看到的是朝臣们“守旧”的一面，从而导致君臣之间关系紧张乃至恶化；御史杨崇伊于八月初三日吁请训政是后党策划密谋的产物，慈禧并非不知情；至于康有为在政变后宣称康党在戊戌六月便开始设法联络袁世凯、掌握军队，试图采取军事手段对付后党的说法，恐不可信，策划联袁采取非常措施应是八月初三见到光绪帝密诏后康党作出的冒险决定。

【摘 要 题】戊戌变法

【关 键 词】戊戌政变/杨崇伊/康有为/袁世凯

【正 文】
戊戌政变宣告了百日维新的结束，导致晚清政局发生重大转折，是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一百多年来，学界的研究已有较大推进，特别是清宫档案的大量使用，使得人们对政变发生的原委有了更准确的了解。（注：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利用清宫档案研究戊戌政变的著作主要包括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1970年）；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4年）。相关论文有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林克光：《戊戌变法史实考实》（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戊戌政变时间新证》（载《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等等。） 当然，由于与政变相关的直接证据相当有限，而已披露的材料记载往往彼此矛盾，加之学者的解读视角又各自有别，使得我们今天对政变内幕及有关细节的认识仍然存在相当的分歧。本文即是对戊戌政变有关问题的继续思考和探讨，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戊戌七月的朝局与慈禧训政的关系

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分歧，总体上说，学术界已经认同戊戌八月初六日慈禧训政并非偶发事件，与袁世凯告密没有直接关系。（注：有关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近年学术界的讨论十分热烈。相关论文可参见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 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骆宝善：《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兼与赵立人先生商榷》，《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房德邻：《戊戌政变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兼与郭卫东先生商榷》，《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关于八月初六慈禧训政与袁世凯告密没有关系， 黄彰健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指出，其他学者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判断。） 理由很简单，在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应诏来京之前，以推动慈禧太后出来“训政”为形式的政变已经进入了秘密策划阶段，此后制约和影响局势发展的力量，既不是光绪皇帝和康梁等新党人物，也不是拥有一定兵权的袁世凯，而是一直有能力控制全局的慈禧及其亲信。

慈禧“训政”虽然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宫廷政变，但与中国古代历史上诸如“玄武门之变”等充满玄机、血腥和骨肉相残的政变相比，却显得相当平和。毕竟，慈禧、光绪母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远没有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况且母慈子孝的传统伦理仍然制约着权力斗争的形式。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双方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孱懦的光绪皇帝也丝毫没有与当政几十年的太后分庭抗礼的胆略和力量，这也正是慈禧能够轻易用“训政”的形式，便将皇帝控制住的原因所在。因此，这次政变，如果也算作是一次非正常的权力移交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和平政变”。（注：至于政变后抓捕新党、杀戮六君子的血腥活动，则是因袁世凯告密后出现的后果，应与政变本身无关。） 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慈禧太后在今人看来极为关键的时刻，仍悠然自得，表现出一种胜算在握的姿态。（注：对此，茅海建教授的最新研究十分详尽地证实了这一点，参见《戊戌变法史事考》，第84—101页。）

一般而言，慈禧训政的缘由与戊戌年七月光绪帝与朝臣之间矛盾激化，导致罢黜礼部六堂官、超擢军机四卿等政治事件直接相关。光绪帝令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入京陛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访问也是催发训政的因素。对此，学界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史料的发掘也很深入，兹不赘叙。这里所欲强调的是，在研究慈禧训政的理由时，光绪帝与廷臣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导致训政发生的主要因素。以往论者常常是从包括军机大臣在内的廷臣阻挠新政的角度解释问题。其实，由于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年轻的皇帝求治心切，从与自己相处甚久的廷臣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守旧”的一面，君臣之间产生嫌隙。新政开始之时，光绪帝便认为“盈廷皆守旧”。据戊戌六月初九日张元济致汪康年函称：

弟四月廿八召见，约半钟之久。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询词约数十语，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三次），上皆言之，可见其胸有成竹矣。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注：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52页。）

信札说明光绪帝对大臣不明新学颇有成见。联系到四月二十七日才将翁同龢开缺的情况，则光绪帝是否将自己的师傅也视为不明新学的“旧党”，恐怕也不是不可讨论的问题。与此同时，光绪帝又赏讲西学的李鸿章、张荫桓“宝星”，以示褒奖。奖惩之间，已见态度之不同。

这一时期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每天被召见的枢臣动辄遭到诮责。戊戌年春间因德国亲王觐见事及代呈西学书籍事，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屡屡受到责斥，这些在翁日记中多有反映。戊戌五月李符曾致张之洞密函也说：“自康召对，枢臣进见多被诮责，从前奏对，不过一二刻，近日率至五刻，诸大臣深嫉苦之，然以上遇厚，弗敢较也。”（注：转引自孔祥吉：《百日维新密札考释》，收入《戊戌维新史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0页。） 由于君臣之间日益缺乏信任，嫌忌丛生，对政事的处理随之出现问题。据载，“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礼邸推病未痊，恭邸薨逝，刚相每痛哭列祖列宗，其次更不敢出头，皇上之孤立，可见一斑也。”（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6页。） 醉心新政的光绪帝终日与他认为“守旧”的廷臣为伍，其焦躁烦闷的心态可想而知。此外，据邝兆江先生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光绪二十四年《上谕档》和《现月档》抄存的部分上谕原件，研究了光绪帝朱笔删改谕稿的情况，从中也反映出其对军机大臣等廷臣不满的心态。（注：参见邝兆江：《〈上谕档〉戊戌史料举隅》， 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1109—1122页。）

新披露的材料表明，当时的李鸿章不仅对枢臣有所批评，其实对光绪帝听信康梁，推出新政措施，也不以为然。李氏在五月廿八日致其子经方的信函中说：

朝廷锐意振兴，讲求变法，近日明诏多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怂恿而出，但法非人不行，因循衰惫者岂有任事之才，不过敷衍门面而已。

六月二十九日又致函李经方云：
学堂之事，上意甚为注重，闻每日与枢廷讨论者多学堂、工商等事，惜瘦驽庸懦辈不足赞襄，致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言听计从。近来诏书皆康党条陈，藉以敷衍耳目，究之无一事能实做者。（注：陈秉仁整理：《李鸿章致李经方书札》，收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3—104页。）
李鸿章认为，当政诸臣“因循衰惫”，才力“不足襄赞”，光绪帝身边没有可依赖的大臣，只好听信于康梁，致使“无一事能实做者”。如果不考虑乙未后李鸿章受到冷遇的失意心态，他对事态的分析和对当权者的批评还是比较客观的。

既然光绪帝与包括枢臣在内的廷臣关系日益格格不入，引发礼部六堂官事件也不奇怪了。六月底，礼部主事王照应诏言事，请求堂官代递，遭到拒绝，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愤怒之下，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职”，同时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4，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下同。）
这次事件从一个侧面确实反映了趋新与守旧之争，对此，以往论者多予以了正面评价。但是，从当时国家行政体制运作的层面看，光绪帝此举显然含有相当的非理性因素。一道谕旨将六位堂官同时罢黜，这在有清一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抛开政见偏见和各类评价的影响，单纯从政务运作的层面考虑，即欠妥当。此举虽有杀一儆百之意，但负面效果很大。从现有的材料看，当时除许应骙与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有过直接的冲突，可以纳入新旧冲突的范围，其他五位堂官与当时其他部院大臣比，思想到底有多么旧，也都很难证明。仅仅因为对属员的奏折有不同看法而没有及时代递，便丢官罢职，不免惩罚过重。

百日维新后期，对士林震动较大的新政举措是裁撤冗署。七月十四日，光绪帝颁布谕旨，宣布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裁撤；同时裁去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巡抚事归同城之总督兼管，河东河道总督裁并河南巡抚兼管；此外，还涉及地方冗吏的裁减问题。（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4。） 裁撤京师的闲散衙门在京城士人中引起极大反响。
陈夔龙后来分析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见到裁撤冗署的上谕后，叶昌炽的友人“劝不必以一官为恋，别为生计”，叶氏在日记中写道：“然寸铁不持，安能白战？家无长物，惟破书烂帖耳。”（注：《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29—530页。） 裁撤衙署导致数千人的生计突然没有了着落，特别是没有考虑到平日在这些闲曹冷署苦熬的官员下一步的升迁出路，当时士林舆论产生的怨气和抵触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负面效应对那些开始支持新政的官员来说，产生思想上的动摇也是在所难免的。

总之，戊戌七月以后，光绪帝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倾向，不仅在士林中引起惊恐，更引起许多廷臣的抵触和恐惧。因此，在罢黜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利益受到侵害和威胁的官员很快集结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隐衷与纠正新政偏颇的现实责任感，使这股势力日益变得引人注目。这些被目为“守旧”的官员，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挑战皇帝的权威，并最终策划出太后“训政”的形式来中止新政。

　　　　二、杨崇伊上疏的意义

策划太后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参加者包括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以及部分台谏官员。这部分人，在这个特定时期被称为后党是毫不为过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政治目标就是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来达到制止皇帝偏离轨道的新政。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准确揭示这些人暗中活动的内幕仍有困难。但时人的记载，大体仍可以让我们了解事情的基本脉络：
（七月二十二日）天津有人见自京乘火车来督署者数人，势甚耀赫，仆从雄丽，有言内中即有怀公塔布、立公山也。盖自荣相莅任以来，亲友往还不绝于道，人亦不复措意。京中有言立豫甫曾于七月奉太后密谕，潜赴天津，与荣相有要商也。
（七月三十日）早车有荣相密派候补道张翼进京谒庆邸，呈密信并禀要事。据有见此信者言，有四五十页八行书之多。（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1—343页。）
梁启超也称，礼部六堂官被罢黜后，“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272页。） 怀塔布、立山均为内务府大臣，为太后的亲信， 他们在沟通荣禄与慈禧意见和制定计策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但是，真正出面奔走联络、打头阵的则是一些言官，其中中坚人物是御史杨崇伊。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光绪二十一年考授御史，到任后不久便上疏弹劾京师强学会，后又纠弹内阁侍读学士文廷式，使其革职，是甲午后极为活跃的言官之一。叶昌炽日记八月初九日记：“闻首发难者乃系敝同乡杨侍御也。此君沉深阴鸷，圣门诸贤，嘐嘐然志大而才疏，本非其敌。”叶氏评论多少可以代表当时京城士人对杨的看法。初十日友人来访，叶氏又记：“各证所闻，莘伯发难无疑义，并闻先商之王、廖两枢臣，皆不敢发。复赴津，与荣中堂定策，其折由庆邸递入，系请皇太后训政并劾新进诸君植党营私莠言乱政也。”（注：《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31—532页。） 可与上述日记相印证的是戊戌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致李盛铎的信函。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