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弼的本无论中，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作为本与末、母与子、有与无等体用关系来看待的。根据王弼的体用观，名教显然成了次要的、派生的、非本质的东西，而自然则成了主要的、第一性的、本质的东西。“名教出于自然”的本义是什么？难道是在维护“名教”的权威吗？儒学经学在汉代取得“独尊”的地位后，且不说“百家”已被罢黜，即使名教“等于”自然也是极大的叛逆，何况名教“出于”自然！王弼说：“无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为什么万物的宗主是无形无名的大道？王弼揭示说：“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注：《老子指略》。）任何有形有名的东西，都有自己的局限，故不能总揽万物，所以，像仁义礼智这些外在的名教当然只能是末而不是本了。同样，法家、名家、墨家、杂家等等都是一样。王弼说：“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家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违必作；杂以美物，秽乱必兴。斯皆用其子而弃其母，物失所载，未足守也。”（注：《老子指略》。）所以，在《论语释疑》中，王弼根据本与末的关系将儒家圣人孔子改装成了一个自然无为的道家真人。在《论语·阳货》“子欲无言”一句中，王弼发挥说：“子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以淳而观，则天地之心见于不言；寒暑代序，则不言之令行乎四时，天岂谆谆哉！”通过这样一个逻辑的整理，可以看出，王弼思想中的名教与终极的大道（自然）比较起来，就显得渺小了，甚至一钱不值，有害无益了。难道“名教出于自然”是在赞美名教吗？与其说它是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还不如说是在否定名教，追求一种清谈的自由。
    再看郭象的《庄子注》。郭象的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与向秀所著的《庄子注》一书中。在该注中，郭象有感于王弼“贵无”说的流弊，在形式上扬弃了“无”而推崇“有”，将《庄子》的绝圣弃智，非尧舜、薄汤武的自然主义同孔子的贵名教思想调和起来。在郭象看来，名教所以治天下，自然所以养性命，但理想的圣人却是“常游外以宏内”（注：《大宗师》注。）。这样，名教和自然便相通而不相违，二者的结合便构成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早在王弼的思想中，就存在一个“老不及圣”（老子比不上孔子）的说法，郭象接过这一提法，以为庄子只能穷神而不能知化，“应而非会，则虽当而无用；言非物事，则虽高不行”，故庄子不能称圣人。圣人应该是能够体化而应务，知其迹，亦知其所以迹，便可以“常游外以宏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了。（注：《德充符》注。）这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比较王弼的“贵无”说，郭象的学说显然要“世俗”得多，政治意识要浓得多。但对于后者，我们也不能估价得太高。孔子和庄子，一个贵名教，一个崇自然，在先秦本为截然对立的思想流派，郭象竟然巧妙地将它们结合起来，以庄学为内圣，孔学为外王，表面上抬高了孔子，暗地里却把庄子放到了师祖的地位。按照《大学》修齐治平的说法，修身为本，治平为末，这不是将孔子明升暗降了吗？这同王弼的“老不及圣”用的是一样的手法。何劭《王弼传》上有一个记载说：“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见一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氏申之不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注：《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引。）少年时代的王弼就灵敏地觉察到，谈空说无还必须保留空子作为圣人的牌位，不亏为了一种高明的作法。汤用彤先生指出：“留儒家孔子之位，而内容则充以老庄之学说”，“外王必内圣，而老庄乃为本，儒家为末矣。故向郭之义，圣人之名（如尧、舜等），虽仍承炎汉之旧译，圣人之实则已纯依魏晋之新学也。”（注：《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汤用彤选集》，天津人民出版1995年版，第303页。  ）此说可谓见微知著。由此看来，魏晋玄学在形式上似乎不离名教，或者说在寻找一种新的哲学理论来论证纲常名教的地位，但名教的气氛已经被老庄的虚无主义和自然主义严重地冲淡了，在玄学家那里，圣人的名教不再神圣不可侵犯，而个人的精神自由才是人生的终极关怀。
    关于魏晋玄学的价值取向问题，我们还可以参考中国的传统看法。在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家眼里，玄学从来就是庄老的复活，儒学的异端。玄学不仅在当时就遭到“反玄学”思想的抵制，被时人斥为“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注：《晋书·裴ｗěｉ＠③传》。），而且在后代一直被等同于老庄之学。《晋书·儒林传》上批评说：“有晋自中朝，迄于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典经，识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驰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不仅儒学的衰落，风教的迟凌，而且外族的入侵，国家的灭亡，玄学都是罪魁祸首。儒家向来主张“道不远人”，而玄学驰骋于空虚遥远的清谈，是不可能用来治理天下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几乎重复了这一观点：“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以至亡国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人于禽兽者也。”（注：《日知录·正始》。）在中国儒家的正统观念看来，玄学无异于老庄之学。北朝的颜之推说，玄学即是老庄之学，老庄之学，目的在于“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所以，玄学家们都是些颠仆于名利的风尘之辈，“清谈雅论，剖玄析微”，不过是“娱心悦耳”的工具，“非济世成俗之要也”。（注：《颜氏家训·勉学》。）程颐也持相似看法：“若谨礼节者不透，则是佗须看《庄子》，为佗极有胶固缠缚，则须求一放旷之说以自适。譬之有人于此，久困缠缚，则须觅一个出身处。”（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朱熹说得更加露骨，有人问他：“晋宋时人多说庄老，然恐其亦未足以尽庄老子之实说？”他答道：“当时诸公只是借他言语来，盖覆那灭弃礼法之行尔。据其心下污浊纷扰如此，如何会理会得庄老的意思！”（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战国汉唐诸子》。）我们认为，儒家正统观念的看法虽然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但对玄学的评价绝不是空穴来风，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认为，魏晋玄学虽然有协调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一面，但维护名教决不是玄学家的目的，放旷任性、逍遥自适才是玄学第一性的东西。
    正是玄学这种超越性的品格，使得以出世主义为宗旨的佛教般若学乘虚而入，迅速与之切换而汇为时代的新潮。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玄学不是以曲径通幽的方式侧面否定儒学的权威，如果玄学不是将个人的精神自由置于第一地位，那么，般若学的宗教理想就不可能同玄学打成一片，而迅速同当时的士大夫的生活理想达成共识。玄学与般若学的“相似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比如我们可以对无与空，虚静、反本与诸法不动，言意之辨与真俗二谛作相似性的比较（注：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122～127页。），  但玄学强调的自然主义和精神超越与佛教般若学追求的出世主义理想的“相似性”则是我们理解玄佛转变的一大关键。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般下加木
                ＠②原字为睿右加又
                ＠③原字为危右加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