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发生的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毛泽东是认识最早最深刻的人。1930年，他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形象而生动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心态和做法：“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6页）
　　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有两个紧密结合的特点，一是思想上的懒汉，不勤于思索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二是组织上的依赖性。这样的问题，若发生在基层，一般来说影响或危害还不算太大；若发生在中央和决策机关，影响和危害就是全局性的。
　　毛泽东所揭示的“本本主义”的现象，不仅描述了那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揭示了那时革命发生挫折的基本原因。毛泽东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同上，第111、115页），提醒和告诫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志们，要自己调查周边的敌我双方的情况，主动出击，创造性地做好自己的各项工作，不要因为消极等待上级或远方的指示，而丧失根据地发展的大好时机（当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
　　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体现着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的觉醒，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化的重大突破。
　　与教条主义的态度相反，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注重多思多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2-633页）等一系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在总结学习马列主义的经验时曾说：“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5页）
　　毛泽东是怎样看待理论联系实际的呢？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如果以为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认真读书，冥思苦想；或者下到基层，短则七八天，长则个把月，搞出个调研报告，就算是理论联系实际了，这是远远不够的，有的甚至是自欺欺人。毛泽东批评了这两种做法。对于前者，毛泽东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对于后者，毛泽东说：“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毛泽东的理论联系实际是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他的做法与众不同。首先是时间长。就拿调查农村问题来说吧，毛泽东不是只调查一时一事，而是调查了一生。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45年去重庆谈判，仅这段时间，靠两条腿，从南走到北，在十几个省的农村一住，工作加生活，就是整整18年啊！在毛泽东看来，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关系重大，要真正彻底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使农民相信和依靠中国共产党，绝非一朝一夕、三年五载所能做到的。在中国共产党里，毛泽东首先认识到，“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792页）毛泽东总结出一种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页）不是别的人而是毛泽东提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一个原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7页）
　　同样是做社会调查，毛泽东与他批评的“钦差大臣”不同在哪里呢？——在鲜明的立场，在坚定而明确的出发点，即毛泽东始终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走出了一条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毛泽东首先倡导并毕生实践着这样一种群众观点：“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毛泽东以生动通俗的话语，点明了“群众”的重要性，点明了“知识”的源泉这样一些平凡而伟大的道理，这些话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诲人不倦的话，是毛泽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写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出发点，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结论才是准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因而在实践中才是可行的、成功的。所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毛泽东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刻苦学习马列主义，为后来系统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由于毛泽东在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有扎实而雄厚的功底，从而在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系统的理论思想。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进而一步一步解决整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可是在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那里，对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逻辑觉得不可思议，说什么“列宁没有讲过”（《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4页）！在他们的思想里，“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页）。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加工提炼而中国化了。
　　教条主义既可能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又可能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先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又是右倾机会主义，无不以刻板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或外国的历史为思想的出发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失败，经历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蓬勃发展，经历了“左”倾机会主义指导而遭受的巨大挫折，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右倾机会主义干扰的局部损失，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从中国革命的战争战略、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等若干方面，开始全面而深入地检查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