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是在一个崭新的语境中和历史的平台上展开的，那就是后现代主义批判和全球化的背景。女权主义成为颠覆和重构的新思想。对于新出现的后女权主义和赛博的女权主义派别等，以及后父权制的概念和理论，都表现了这种努力的进一步成果。
后女权主义 (postfeminism)
后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特别的女权主义，缘起于１９６８年，法国政治与精神分析组织成立，作为女性解放运动的文化和智识的中心，创办了《女性周刊》。一次为契机，逐渐形成了与以往女权主义不同的理论形态，以及与美国女权运动不同的法国女权运动。他们同样认为女性与男性毫无差别，还强调女性各自都是独特的。安东妮特·弗克强调指出，这个运动有双重指向，其一是平等，其二是认同。这种与惊吓的身份认同必须理解为相对于他者的独特性而非同一性。
后女权主义是从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开始的,但又是对精神分析方法借鉴和批判后的超越。因此，与以往的女权主义理论倾向和女权运动不同的是，后女权主义认为，不是必须只靠破坏家庭结构和颠覆社会结构，达到改变女性缺席和非存在的黑洞状态，可以通过语言下的话语结构和女性文化创造来完成这场革命。他们通过弗骆伊德的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运用，通过认为精神对男女性属的取消等，批判了本质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有对索绪尔的语言结构的能指－所指关系和现实间男女分离对立的差别，以及语言有效性和其潜在的差异规律，对精神分析语言结构进行批判。露丝·伊格瑞格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批判，用以赞美女性气质，采用女性写作“躯体描述”。她指出，精神分析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话语和其他的东西一样，也是有历史和文化决定的。精神分析是父权制的，是阳具中心主义的，而不能充分认识到母性的或女性的性欲所扮演的角色。一个瑞格对精神分析父亲认同和服从父权法律作为先决条件进行批判。同时，她对拉康的心理分析学派展开批判，在拉康看来，必须强调语言在决定潜意识结构中的作用，而阳具是将语言和欲望表明出来的优先能指。可是在拉康的镜像阶段，他把身体先验地看成男性的，女性身体则被贬为黑洞。一个瑞格反驳到，必须看到女性独特的东西需要一面向内看镜子——反射镜。而在男权表达中，女性并不存在。这种缺席依旧没有得到承认，是因为女性的差异并没有被象征化。伊格瑞格提出了一种文化的女性阅读，结构了父权制，并在后父权未来中到讯一种替代。他还设计了一种未来，即通过给与母性与父性同等地位而使性别差异得到承认。回到语言之前的前父权空间里去。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关注的中心是话语主体，他认为有一种女权主义是在积存的框架中寻求权力的，对于英语国家的女权主义或英美女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或自由主义的，这种女权主义变得歇斯底里——不是一个具有破坏性意义的术语，因为她们是被男权话语所俘获的，而男权话语将女性特征与缺失等同起来了。克里斯蒂娃担心，这样一来，女权主义将被男权主流话语所同化。他以自己的属于“符号态”与“象征态”的区分重新规范了拉康的想象和象征的区别，母性意义的符号态，作为对于父权象征的破坏创造力量而或者。尔象征态却与身份在父权制的社会秩序和指示性的法则中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她用柏拉图在《蒂迈欧尼》中的超若（ｃｈｏｒａ），这种存在于可命名形式之前的一种无法命名的、神奇的、子宫般的空间。母性超若先于意义并成为意义之可能的基础，但也是动摇其秩序的威胁力量。而那些恐惧和卑下的女性却能破坏无限。
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家广泛地使用罗兰·巴特的方法，分析通俗文化中对女性的歧视的暗示。注重话语分析和话语主体的法国后女权主义，认为比一定已通过改变家庭和劳动关系中的社会结构来动摇父权至的根基，并以之为一个目标。后女权主义则是企图通过颠覆男性主流话语结构，实现动摇父权制的根基的目的。（《后女权主义》第２－５、５４－６６页，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赛博女权主义
赛博的女权主义(cyberfeminism)积极认同且赞扬后现代数字化信息革命\人工智能和远程控制,它存在于后女权主义的具体技术化中。赛博（cyber）是一个柯自我调试的普遍理论和控制系统，是一种控制系统的科学，从这种系统理论中，得到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即在因特网上全球性的互动空间。赛博格（cyberg）是通过化学药品、仿生修复和神经系统一致而得到加强的人类主体。但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意识史教授丹娜·哈瑞卫于1991年发表了《赛博格声明》，这是一份女权主义的关于西方世界后现代生活的先进的技术境遇的分析。哈瑞卫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方法论来分析种族、性别和阶级话语怎样被技术的进步改变的。赛博格自我是哈瑞卫把赛博格作为女性贴切的后现代隐喻。赛博格打破了传统人文主义的限制：人与动物、人与机器、有形的和无形的等，它是“父权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生子。”因为“文化话语”自身和女性没有参与并且学会控制这些技术。她认为，赛博格是一种拆分又重组的存在，是一种后现代的聚合性而有个人化的自我，是女权主义者现在必须学会破译的自我。
萨迪·普兰特则试图利用赛博病毒来颠覆父权制叙事。作为一名技术理论家，她宣称父权之中的机器是女性的，因为她们是无法预料的，并由男性们操作的，他们没有能动的作用，没有自主性和自觉意识。男性将技术作为其发展至高控制权的途径。“只有一个类属，那边是男性：人类。没有其他任何成为人类的东西了，女性只是一个存在而已”。 然而，赛博病毒的作用不可忽视，其非线性的超文本，能够打乱父权制文本的叙事方式。超文本是电子文本，它允许读者在信息中无序地穿梭，现在它是世界宽带网的核心新技术。普兰特指出，数字化和传统的女性编制艺术相似，她认为现在技术已经极易“受到赛博女权主义的侵染”了。
女权主义的赛博朋克是另一种对赛博科技运用的方式。“赛博朋克”是评论描述威廉·吉普森的科幻小说中影响力巨大的《神经控制者》的一个术语，这是一个折衷主义的混合体，在本质上却对技术闯入人类生活持欢迎态度的。一个妄想矿的及早兰的未来降临了，没有任何的进步或人道主义的余地。不是政府而是由全球化公司操纵大权，黑客是无政府状态的革命者。赛博朋柯女权主义作家，如凯西·阿克便歌颂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脱离现实的主体将性别定位看作是可任意选择的。（《后女权主义》第138-14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有人认为，后女权主义的特征还有——即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根本差异在它的跨学科性和政治倾向的温和性，此等见解是很正确的。所谓跨学科性，正如朱丽·汤普森·克莱恩在《跨学科：历史、理论和方法》中指出："在本世纪，跨学科被定义成一种方法论，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哲学，以及是一种反思的意识形态……在通常情况下，我用跨学科一体化互换等形容词来表达融合不同观点的设想或渴望。后女权主义主张通过教育来普及和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增强女性的社会性别觉悟，来循序渐进地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女全主义学者认为社会性别意识不等于社会性别觉悟。它们二者之间有一个过程。女性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只是有了一种社会性别的敏感性。如果女性再能具备社会性别觉悟，她们便可以在自己的计划中有一种挑战传统的两性结构的战略影响，对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机制才能进行有效地干预。因此上说，争取女性的解放，追求女性的自我疆界，但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前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主张激烈变革，通过颠覆和消解男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后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通过提高全体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觉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男女平等合作/雌雄共体的社会理想或后父权制概念及理论
当前人们关注法国思想家拉康的反对和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性权力统治中心的理论，张扬平等、自由、博爱；公正、正义、和平等精神；在全球化条件下建立男女平等合作的文化共同体，以性别、种族、阶级的联合斗争；力争聚合起全人类崭新的正义力量。女性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打碎已经存在几千年的父权制社会。后现代女权主义在批判和颠覆父权制的目标中,努力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和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即后父权制社会，或已经消除了父权制的男女平等合作的社会。男女平等合作/雌雄共体的社会或后父权制或父权制之后的社会强调内在联系和重视超越对立的差异、推进文化多元化，倡导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性，是一种平等、无暴力、文化多样性、合作、无等级的理想社会。
其一，颠覆父权制含义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女权主义者克里丝?威登认为,传统的两性既定关系和父权制的家庭是父权社会存在的基础,这种父权制从根本上把女性排除在政治、经济权力系统之外,女性在被剥夺了对资源的所有控制权之后，她们成为一无所有的和非存在的人,女性只有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与发展,于是,女性成为从属于男性的被动的第二性别。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海蒂?哈特曼则认为,父权制是男性之间用来统治女性的一套完整的社会关系系统,以在男性之中建立或创立相互依赖及团结一致的物质基础,尽管它是等级制的,这一物质基础存在于男性对女性劳动权力的控制上,这种控制表现在，限制女性的经济资源和女性对其性生活及生育权的无权状态。女权主义者米利特则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是父权制,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规范。父权制确保男性对女性实行统治的各种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
其二，消除冲突、权力和压迫,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重视和平和建设,崇尚性别合作协调的社会制度模式。这是对父权制的一种辨证的双重否定。后父权制蕴含着一种批判：即对现代性或父权制恶劣的消极特性的批判,明确地包含了一种我们与其说是想去取而代之，不如说只是不想去再生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新的事物、新的天空和大地的渴望,渴望一种真正不同的、全新的、而不是原样的东西。后父权制在认识论上采取多元论的立场,充分肯定事物多样性、差异性的重要性。它强调既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永久的、普遍的、独立于主体、历史和社会情境的客观真理,知识不再是客观的、永恒的和普遍的,而是由权力决定的话语决定的;也不存在稳定可靠的、不涉及个人利益和情感的、超越历史的中立的知识主体。
其三，更关心广泛的平等，——每一社会之内的平等与社会之间的平等。主张必须改变现代社会基于权力的关系和等级结构，以便走向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伦理观；必须整合虚假的二元对立,改变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中基于思想对行动、精神对自然、艺术对科学、经验对知识的极化,而把我们与其它、人类与自然分开的状况;坚持过程和目的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坚持在一定的关系和环境中考虑我们的权利、义务和原则,克服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依赖于我们处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
四
随着文化政治学的探究，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更加紧密起来。后殖民主义诸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文化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虽然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相联系又相冲突，人们看到，后殖民主义的解放和女权主义解放之间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文化理论都关注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评价第三世界女性解放？怎样看待文化帝国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怎样认识殖民主义者利用女权主义的标准支持自己的\文明化使命？
在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取得了进步的时候，研究发现，第三世界女性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缺席。即在那些庆贺西方女性主体的出场的文献中，第三世界女性是明显缺席的。有些持女权主义立场的后殖民主义者认为：仅仅关注种族政治必然忽视女性在帝国主义状况下的“双重殖民化”（种族的和性别的）境遇。这种理论假设：第三世界的女性是本土的与外来的父权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牺牲品。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第三世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同样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则表现出严重的理论盲视。
莫汉蒂在《在西方的眼睛之下：女权主义学术与殖民话语》中指出：“第三世界女性”范畴是殖民主义性质的。首先是种族还原主义的，即无视在第三世界女性之间存在大量物质的与历史的差异；其次通过把第三世界女性当作与第一世界女性相对的“他者”，来巩固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身份。这样，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生产出了一种双重殖民化的叙述，以便把第三世界女性政治上的“不成熟”与第一世界女性的“成熟”相比较。把第三世界女性再现为贫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束缚在传统中的、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正好可以反衬出西方女性是富有的、有教养的、现代的、自我决定的，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性与身体。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女权主义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一是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果，需要看到理论和实践的不足指出，和建立合理的中国女权主义的立足点；二是需要建构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更重要的是需要创建女性文化，从女权主义理论揭示的问题（男性/女性（male/female）、积极／消极（active/nassive）、思想／身体（mind/body）、主体／客体(subject/object)、理性／感性（rational/irrational）、在场／缺席(presence/absence)、自己人／他者(self/other)）言说/写作（speak/wright）等扩展开来，反对父权制强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形成反抗与斗争/建构/发展的方略和实践方向。无庸讳言，中国女权主义的当代发展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上，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概念和理论的学术研究还很不了解，甚至还当作洪水猛兽一般，而女性自身的认知、觉悟和自觉性还很不足。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负面效应之一，使得中国女性地位的急剧下降和社会平等意识的极端倒退，在封建主义大张旗鼓回潮的同时，出现了现代性的恶果之一：男性统治强权和暴力。急需思想启蒙和尽快地发展。
当然，斯皮瓦克的文化政治学分析了著名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娃《论中国女性》，中国女性渴求期盼着法国女权主义者的演说，却在处于被观察地位的中国女性的沉默与处于观察地位的女权主义者的话语霸权之间存在严重的鸿沟。她们说，我们从来听不到中国女性的声音。斯皮瓦克说：“面对这些沉默的女性，她的问题与其说与她们相关，不如说与她自己的身份相关。”斯皮瓦克的质疑在于，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有“认识论暴力”，这种暴力使她们自己成为权威性的认识主体，而中国的女性则成了被动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认识对象。斯皮瓦克深刻地指出：这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对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他者”（第三世界女性）的旨趣好像有自我中心之嫌。
面对这样的讨论，中国女性不能在沉默下去了！中国女权主义须迅速崛起，中国女性需要参与女权主义的话语实践，成长为话语主体，获得对话的机会，争得女权主义的自由解放语境的在场和主讲地位。总的说来中国女权主义的起步和发展，首屈一指的仍是女性生存权利和争取社会平等公正；提高“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和社会文明程度；认识和揭露现实中的女性所面临着亟待解决的许多危机和严重问题；
1，女性教育问题 普通教育和专业技能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等，都是当代女性所需要的。虽然在城市里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较多，可是有些贫困的家庭也难以保证女性收到良好教育。然而，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众多女性被繁重的劳动和家务束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命运无法改变。
2，女性就业和再就业问题 女性找工作受到排斥和分离主义的阻止，全世界只有在中国就业市场上，用人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各部委，都会打出“不要女生”或“只要男生”的牌子，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排斥女性就业的性别歧视主义的恶劣态度！有的干脆用各种方式刁难或者羞辱女性求职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情形非常严重，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发展；亟待改变。
3，对女性的性骚扰问题 今年，是我国在法律上取得了确定性骚扰罪的进步时刻；但是这并不能迅速解决社会上严重的性骚扰问题；还需要社会和女性个人对性骚扰言论行为的斗争和打击；性骚扰的实质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主义和男性优越的父权制统治的保护。
4，家庭暴力问题 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家庭暴力的实质是维护男性在家庭里对女性的控制和特权；有很多的家庭里，性虐待、性滥用，甚至于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的和其他方面的）虐待，殴打妻子和孩子，性恐怖主义，极端方式的暴力等等。可是社会不干预/干预受阻和当事人的不言语/忍受/恐惧都是对制止暴力不利的。
5，直接的女性性别歧视问题 这种歧视表现在各各方面，比如说到女性，人们只是和两件事与之相连：一是家庭里的奉献者和牺牲者，二是生儿育女的工具。通常男性们——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只把女性看成是性客体和性工具，这直接危害到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的确立；这种严重的性别歧视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时时刻刻。因此，我们必须认识、揭露和批判这些极端恶劣的观念和暴力行径，更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革新来加以改变，首先要把女性当人看待——这是现代文明创建的基本要求。
6，生殖健康和教育养育孩子问题 这是中国女性最多的困惑所在，由于女性对这些方面的知识不足，普及女性健康教育和子女教育知识，这是必须的和亟待尽快解决的问题；女性健康和发展在对一代人的成长，和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7，女性发展升迁自立问题 在发达国家的女性中，流行着“玻璃天花板”的说法，意思是说，女性的发展受到阻止，可以看到前途，却永远不属于女性；然而在中国的女性中，所遇到的是“石头的天花板”，处处碰壁却得不到机会。这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进步，因为女性的创业和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8，毒滋黄对女性的毒害问题 随着开放的的步伐，当今世界的不足之处也在我国出现，吸毒贩毒这毁灭了人性，艾滋病摧毁了人类的免疫性，黄色的出版物和各种途径对女性的歧视和暴力，极大地迫害了人类文明生活，而受到伤害最严重的是女性和孩子；这直接地且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发展。
9，身体写作问题 有些女性自我意识和能力有所发展之时，希望展现自己的风采；可是，有的写作者是自觉意识的崛起，但是有一些人用身体写作则是在男性主流话语范围中的迎合，是一种对父权制男权统治的谄媚和屈从。需要我们区分开来，更需要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涉及女性写作（或女性本文、私人化写作等）及其意义的探讨：对于“女性写作”及其意义，法国女权主义学派西苏和依利伽瑞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考察女性身体的语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赋予女性反传统的写作方式以政治意义。正面的和批判的女性写作、女性本文、女性方式，学要揭露和更改权力关系，女性不仅写作，也要言说。女性话语和语言不只是要有所表达，更要有颠覆力量和建造力量。
10，女性自觉意识的唤醒 以自尊、自立、自强、自爱、自由、自觉的精神，创造性地学习生活和工作。在新近一段时间里，一些女性以扭捏谄媚的形象冲出来，成为男性追捧的对象，事实上，这里的实质问题是一些女性投男性所好，完全是奴性和低级庸俗的东西作祟！完全不懂得自爱和自尊！
11，女性贫困问题 不仅是经济上的贫困，更是指精神的匮乏，知识的匮乏。尤其是欠发达的和边远地区的女性，母亲、未成年的的和老年的女性；贫困导致的不仅是愚昧和无知，而且及其严重束缚了女性在生活生产中的自觉行为和自由发展。虽然有各种社会工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可是作用只有九牛一毛而已。
12，女性创造力和创造成果的保护问题 人们不了解，女性是社会文化创造的生力军，所以对女性的创造力往往熟视无睹，视而不见，更有甚者，采取打击和毁灭的态度，这是极端错误的和极端浪费的。无论是文本的、口头的和手工的，无论是在编的和不在编的，还是工作中的或生活中的等等女性的创造成果，都是人类文化和中华文化创造的宝贵财富，需要真实和保护。
总之，中国女权主义发展是需要我们女性和男性共同的努力方可见效的。女性的解放曾经是社会解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受压迫最深中的女性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适度和衡量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女性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在今天，女性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程度更成为了整个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程度的指示器。女权主义所提出的女性解放和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任务，是中国和世界各国文明进步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女性文化的建造是改变全人类命运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