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逐渐发展起来，最后从根本上瓦解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在生产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以“物”为中介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只依据商品的价值来确认商品所有者的价值，天然地无视社会宗法联系和等级地位赋予人的任何特权和社会规定。同时它肯定商品所有者的独立地位和特殊利益，并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的社会联系。
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成为一种利益关系。每个人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强迫他人从属于自己。人们之间交往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全世界。在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个体成为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经济主体。经济主体作为追求特殊利益的自主主体，其经济行为的选择不受强制性因素的影响。不过，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特殊利益必须在商品交换中实现。如果他的活动及其产品不能成为商品，不能满足他人的需要，他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不能达到自己的全部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人成为主体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
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个人的主体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每个人都变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基于分工的市场交换所造成的人们之间以物为中介的依赖关系的普遍化，又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生产方式，［５］即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对资源起到有效的配置作用。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秩序是附加的，不是市场主体自觉而为的，也不是利用公共资源造就和维持的，但在客观上却极大地缓解了以政府为主体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的压力。因此，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社会和经济事务方面，西方国家普遍奉行消极主义和放任主义政策，政府职能十分有限。其任务主要是保护个人财产，维系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免受外来侵犯。不过，随着单纯市场机制渐渐失效，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又是一个公共活动逐渐增长的过程：公共活动的任务日益繁重，政府职能日趋复杂。
与此相对应，以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把主体性看成是一种“自我”或“先验自我”的意识能动性，把主体性作为哲学的第一原则，从“自我”、“先验自我”出发来追求一种普遍必然性。笛卡尔指出，“自我”的根本属性就是思维，它先天地具有判断和辨别认识是否清楚明白的理性。在康徳看来，尽管笛卡尔指出他的“自我”是实体，是一个和“对象意识”相分离的“自我意识”，但只是一个有限的实体，并不具有无限的完满性。因此，对我是清楚明白的东西不一定对他人也是清楚明白的，也就是说，有限自我的自明性不能保证其普遍必然性。为此，康德用“先验的自我”修正了笛卡尔的有限的经验“自我”。同经验的“自我”相比，“先验的自我”是普遍性的“纯我”，是一个具有纯直观形式和纯粹知性范畴的理性统一体。在逻辑上，它先于任何具体的思维，是存在于一切具体的感知、经验之中的纯形式。它不是个体的内部感觉，而是人类先天的知识形式。它是人类的自我，是人的理性本身。它不来源于经验，但并不在经验之外，是经验的综合统一的内在力量。它始终和对象意识是相互依赖的，对象意识的确立过程也就是自我的实现过程。尤其是他所说的“人为自然立法”，更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极端表达。
近代以来的“自我”或“先验自我”的意识能动性，是对大工业生产方式中人对自然积极的支配和与这种生产方式相伴随的市场经济对人的活动的自主性要求的反映，而对普遍必然性的追求则是对维系统一的社会秩序的关注和辩护。也就是说，虽然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可以起到有效的配置作用，但有效竞争的市场体系的营造，相应的市场竞争主体的培育，市场竞争规则的建立和完善等等，都要靠公共活动来完成。市场经济是一种秩序经济，它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和供给秩序的公共活动。然而，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场取向的公共活动忽视了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人的活动的单一化和片面化，乃至人的异化。因此，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公共活动创立的可共享利益，仍然未真正被广大民众所共享。这一内在矛盾所引起的人的利益和观念的转变，决定了作为相应的理论反映的近代哲学必然要被现代哲学所扬弃。
 
五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这一时期，不仅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社会管理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社会对基础设施及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教育、国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性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且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性需求，缓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政府开始转变过去那种消极、被动的状态，进而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事务，政府成为一种所谓的“全能政府”，从而使公共活动及其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原有的国家秩序生产和维护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多地关注公共活动领域，探究解决公共性问题的有效方式和途径，以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
　　与上述过程相适应，现代西方哲学逐渐用交往性思维方式取代了二元分立的主体性思维方式。无论是海德格尔“此在”说、伽达默尔解释学、分析哲学的意义标准和生活形式观点的提出，还是哈贝马斯、阿佩尔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建立，都蕴含了从主体间性维度研究哲学问题的思想，体现了某种超越近代主体性哲学和消解其“自我”或“先验自我”的努力。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正在崛起的主体间性转向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无论是在欧洲大陆哲学中，还是在英美哲学中，无论是在人文主义哲学中，还是在科学主义哲学中，我们都能发现这种理论要求和学术倾向。正是在“主体间维度”上，当代哲学才出现了“汇聚”的趋势和“合流”的态势。显然，主体间性问题的兴起或转向，是对建设和完善公共活动领域，共享人类公共活动成果的呼声的哲学回应和理性关注。
如前所述，２０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政府开展公共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和管理公共活动职能不断增强，国家、政府开始陷入了假公济私、以公谋私的公共性危机。为此，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全球兴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即所谓 “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行政”等等。这场改革运动表现为：（１）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优化政府职能，以求使政府“管的少一些，但要管的好一些”，即管理主体从仅由政府承担发展到以政府为核心，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多元化主体；（２）尽可能实现社会自我管理，即政府把一部分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任务交给社会非政府组织，并引入竞争机制，实施政府部分业务合同出租制；（３）改革政府部门内部管理体制，实行分权化管理，实施顾客导向，强调服务本位，建立扁平状的政府组织结构体系，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为社会服务的质量，从而使政府彻底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这些措施在实践中的运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最为根本的是，这场全球性政府改革运动反映了一个历史趋势，那就是公共活动的社会化，最终走向服务化，公民参与制度化、经常化。公共活动变成一种公共的服务，使提供公共服务成为公共活动本质之所在，广大民众可以较为公平地、真实地分享公共活动所带来的公共利益。
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活动的当代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哲学与不断进步的人类公共活动的内在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与时俱进的哲学都必然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将会随着公共活动领域的变化而变化，这也为哲学的研究范式转换奠定了基本的实践前提和理论前提。然而，现有的哲学或者越来越专业化，或者越来越个人化，眼界和胸怀往往不是越来越宽阔，而是越来越狭窄。这样的哲学由于远离了公众和公共活动领域，淡化了公众色彩，因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减弱的趋势。类似的问题在其他一些学术领域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的哲学要在新世纪得到新的发展，就必须重新高度重视公众密切关注的公共活动领域。应当鼓励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有更多的时间走出本专业的狭小房间，来到公共活动领域的大厅之中，进行跨专业的交流，共同关注和协力解决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公共性危机，重建当代社会的公共性。这类问题关系到每个人，关系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而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关注和深入解决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充分发挥公共活动的社会功能，有助于从根本上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公平、公正、合理的状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Ｍ］.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6.
［２］   马克思.资本论［Ｍ］.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49.
［３］   王南湜.社会哲学［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68.
［４］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Ｍ］.阎克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6-27.
［５］   王南湜.社会哲学［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