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符号学之间有着多方面的关联。前科学的﹑综合性的中国思想特质，前现代的西方学科基础，现代西方学术，以及当代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方向，彼此共同形成了今日扩大了的文化思想环境，后者会反过来不断影响中国哲学史身份本身的解释学的意义调整。我们的讨论于是涉及到一个更根本的时代问题：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其性质和功能应该是什么？后者的解决与我们对中国哲学的评价有关。
符号学的和跨学科的方法论含有一种思想学术革命性的倾向，因为它提倡对研究活动的前提和运作程序重新加以思考和调整，自然涉及到与认识论和方法论相关的学术运作战略问题。实际上，符号学战略性思考是在学科运作的和跨学科运作之间的边界上起作用的。此外，最近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开始运用的符号学方法进一步表明了加强源于古希腊的一般分析精神的重要性，同时也显示今日思想生产中分析理性精神应当继续扩大和促其多元化。在中西比较研究中非西方的思想和实践的介入将肯定可以推进这一统一化的人类学术发展。另一方面，CP和符号学的对话对双方来说都是有益处的。首先，CP的综合性内容可借助符号学分析法加以更完善的处理。其次，对CP的跨学科研究可以实际刺激跨文化学术研究的动力，后者本质上也是跨学科性质的。
关于此处“跨学科”一词的意义，我们应指出，任何单一学科本来就包含着一定的跨学科因素，各学科之间自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重叠和关联的部份。其次，对CP和其它比较领域中的跨学科研究实践也会倾向于发展成一门新的“学科”，当其跨学科的学术前提和运作模式逐渐趋于固定化时。在职业化制度中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因此，任何一个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领域都会演变为具有固定运作步骤的新单一性学科。今日许多以跨学科和符号学为标榜的新型研究都有此倾向。而我们所说的“符号学”其本质却在于克服和避免任何一种教条主义，不管其原来进行跨学科创新活动时的历史功绩如何。符号学的本质是一种不断朝向于提出和解决有价值的学术问题的理智实践，而非在于为学术市场创造可有效参与竞争的新颖手段。为此首先应不断提出更适切的设问系列，然后以新问题系列为目标聚集从若干相关学科中借取的方法论工具系列，这样的“设问和解决”过程当然是暂时性的，是对达到“真理”目标的不断尝试和修正的实践过程。这样的理想主义学术态度当然要设法摆脱职业性常规﹑学术性功利﹐和生活惰性等非学术性因素的支配。在此意义上，符号学的精神正表现在克服学术教育市场机制的束缚，而勇于以科学性真理为目标。在此意义上符号学不也是一种生存哲学吗？一种以不断求知作为最高生存价值的伦理学选择。所提倡的这种学术理想主义当然就不同于今日商业化社会中形成的学术游戏规则，在动机上反倒接近于先秦和古希腊的思想境界，或接近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欧洲人文科学的真理探索精神。因此，严格来说，我们的符号学理念与西方今日流行的一些符号学精神也并不相同。
7．中国哲学和当前伦理学学术
CP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涉及到中国思想史的各个方面，其中不少内容和传统西方哲学主题不易沟通。另一方面，当代认识论发展也导致西方哲学本身正在分解为不同的部门，后者与其它学科的互动日益频繁。例如，一些传统哲学分支，象历史哲学和美学，其传统问题已相当地移转到其它相关学科中加以更有效地处理了，如作为新学科的历史理论和文学艺术理论。固然语言哲学与语义学理论有许多共同主题，后者的课题内容范围已远远超过了前者。类似的学科重组现象已相当普遍，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以为哲学学科仍然是人文科学基本理论基础的想法肯定已然过时。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如此。西方伦理学在西方思想史上贡献卓著，其学术发展与西方形上学的不断精细化密切相关。中世晚期和近代西方伦理学史主要是西方形上学和本体论学术的一个部份。因此，一种形上学的“基本主义”使得西方伦理学越来越与伦理学的经验性和实证性根源分离开来。相比之下，中国伦理学史，由于着重历史经验性，尽管也涉及理论性发挥，始终含有较强的经验实践性。在伦理学上的中西比较研究就会遇到更多的沟通困难。现在跨学科和跨文化方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种学术构成性分歧究竟有多大。这还涉及到中国伦理学史内部的早期经验性传统和晚期形上学传统之间的思考方式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学术传统之间存在着逻辑学深浅﹑实证性程度和类别，以及实践性效率等方面的各种区别。逻辑性，实证性，实践性等判准，在类别﹑大小﹑对象及作用上都不一样，因此优劣高低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评价标准，其适当与否唯视环境和目标性质而定。这样，在中西比较伦理学的经验性方面，可以说西方具有较高的社会政法实证性效力，而中国具有较高的心理动机实证性效力；各自的高低优劣方面不一样。在这样比较时，形上学和本体论等“玄学化”理论的创造性想象方面不应列入考察。只有有效区分了哲学化理论类型和“符号学理论”类型与伦理学的关系以及了解了伦理学本身的适当构成之后，才能充份把握上述辩析的原委。不言而喻，本文有关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也就与伦理学学科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关联，因此涉及到更广泛的认识论方面的争议。
对当前人类全面伦理学反省的任务来说，中国哲学和伦理学传统肯定可以为之提供极其有益的启示。如果与中西形上学思想传统保持合理的距离，中国哲学不仅可以成为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也可以成为伦理学认识论革新的重要契机。现代比较哲学中的一种流行观点是认为西方形上学，由于其较严格的逻辑性结构，可以为逻辑性较弱的中国形上学补充逻辑性支持。其错误性我们前面已多次加以批评辩证。的确，西方形上学在现代哲学教育体系中已占据牢固地位。以现代职业系统为根据的现代学术教育系统，为比较形上学学科奠定了事实性的基础，其实用性思考方向导致人们易于忽略形上学逻辑和伦理学根据之间的真正关系问题，结果，伦理学理论以及政治伦理学理论的改进都受到了持续的阻碍。根据以上说明，让我们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CP 对于今日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究竟可能有什么贡献？对此问题的回答首先在于应先“松动”现存学科制度和学科分界惯例，包括哲学学科和汉学学科。固然各种现存学科在当前学术教育制度中都有其价值和作用，但它们在此制度中提供的各种理论工具对于超越现存学术教育架构的创新性课题和目标来说，既不完全，也不一定适当。无论对于把握新的课题，还是对于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都须另行组织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一般来说，存在两类学术“成效”标准：基于现存制度运作的实用性标准和基于科学创新的理性主义标准。二者旨趣迥异。
例如，西方形上学和本体论由于其深厚的逻辑和神学背景而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保持明显的自主性和自足性，它并不需要来自逻辑性较弱的非西方哲学的支持。但是就伦理学而言，情况将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能首先将西方伦理学思考与形上学思考作出适当的区分的话，中国伦理学传统中保持的经验理性主义自足域，即可对此做出积极贡献。秦家懿说：“按照康德哲学，孟子为道德性问题提供了一种经验的基础：基于人性的道德情感，在危机时刻可呼唤利他主义的自发的﹑本能的求善选择”。(参见陈荣杰，1986，第278页)按照秦的意见，这种经验性立场应当辅以形上学理论基础。但从当代符号学立场，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理论形式。按照现代人文学理论架构，中国伦理学在理论说服力上实际上无足轻重，因此“新儒家”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界和汉学界均无影响。但在对西方形上学传统进行了“跨学科的解构”之后，中国伦理学智能将可能在现代性环境内显示出其特殊重要性，伦理学学术的真正性质也将会进一步得到澄清。孔子伦理学作为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伦理学系统，为此提供了最佳范例。(参见李幼蒸，1997(1)。第xxix-xxxii页)此外，承认了孔子伦理学的经验主义价值以后，还可促进人们对西方伦理学经验实证传统进行重新思考，后者长期以来受到了各种形上学和虚无主义思辩的漠视。
另外，中国传统思想综合性的表现中包含着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等不同的成份和思维方式。中国思想史因此提供了文化学术意识形态批评的一个典型的历史性例证，即学术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在历史过程中的一种互动模式。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实际历史中政治伦理学情境的真正机制。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也只有在我们摆脱了各种哲学或形上学中心主义之后才有望达到。任何学术运作的深度和功用性，都应参照适当的理论目标和程序来衡量，而不是按照某种理论思维或诗学思维的技术性精致度来衡量。中西哲学传统中千百年来积累的理论概念技术性的资源形成了各种传统职业的自足域系统，结果使其倾向于严重脱离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的现实。学术职业不是严格朝向科学探求的，而是朝向社会制度可行性的。须知，任何一套技术性程序的偶然积累均可成为学术成立和运行的基地，并自动形成相应的规范和标准。后者即可成为任何一种社会实践的理由和可行性保证。简言之，有关中国哲学对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究竟有何价值的问题，首先涉及到有关哲学学科本身今日有何价值的问题。另一方面，除了哲学的历史性自足域问题外，还存在有现代学术制度自主性的问题，后者与许多其它因素相关联，包括非学术性因素。从这样一种较广阔的角度考察，我们的问题就不仅是如何通过西方方法论改进中国哲学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在比较哲学方法论改进后CP如何可能贡献于西方哲学的问题。比较哲学研究因此也会与若干具体学科专业的课题发生关系，如今日一般历史理论和伦理学理论等等。可以说，这两门学科均密切相关于CP未来的方向和内容，也同时相关于它们本身在跨文化研究中的自我演变的问题。任何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文学术从今以后都将逐渐被跨文化的，也就是全球性的人文学术框架所取代。一门全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符号学”将对此做出重要贡献。
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今日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不仅相关于两门学科在自身领域内的技术性改进问题，也涉及到如何共同面对比较人文学术跨学科---跨文化方向的重新组合的问题。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因此不可避免地须重新确定其范围﹑目标﹑方法和标准，并勇于面对多重比较研究情境：中国人文学和CP，CP和西方哲学，哲学和伦理学，哲学和人文科学，以及传统人文科学和新时代人文科学。问题既涉及到宏观领域，也涉及到专深领域，既须用“望远镜”，也须用“显微镜”；既须提出新的问题系列，也须改进研究基础。广义符号学，即跨学科—跨文化的意义和制度分析方法，可以成为我们上述各种探讨的方法论工具。作为这样一种分析工具系统的符号学，肯定属于人类分析理性传统，其“革命性”特点在于不为现存学科制度格局和标准所限，直接上溯至最高理性层次来重新检视人类学术和知识的历史现状，并对其进行积极改进，以使其更有效地为人类未来认知和实践目标服务。
主要参考书目(按作者西文姓名拼写次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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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朱熹和新儒家>﹐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朱熹和吕祖谦(陈荣杰译注)
1967﹕<近思录>﹐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
黄宗羲(秦家懿选译)
1987﹕<明儒学案>﹐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李幼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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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汉儒学术意识形态的构成>﹐彼得朗出版社﹐法兰克福
1997(3)﹕<比较人文学的认识论问题>﹐彼得朗﹐法兰克福
1997(4)﹕“论传统中国哲学字词的意素结构”﹐<历史理论研究>﹐春季号﹐北京1999﹕“论学科的制度性限制”﹐卡尔和张丽华(编)﹕<劳赫符号学纪念文集>﹐彼得朗出版社﹐纽约
刘述先和A-罗伯特(编)
1988﹕<和谐和斗争﹕当代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牟宗三
1991﹕<心体和性体>﹐正中书局﹐台北
唐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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