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东大近年在教育目标（大学院大学、课程博士）、教育体制（专业设置、讲座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我们更注意的是其中所体现的学科调整和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变化。集中起来说，就是：扩大文化研究，发展地域研究，注重跨学科交流。特别是寻求一种整合的“亚洲研究”的意识非常强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地域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亚洲研究”上面。从前东亚各国的各个方面的具体研究，现在都被纳入一种“亚洲研究”的框架和视野中来重新审视和研究。在一般的意义上来看，日本80年代后期以来对文化研究和地域研究的强调，包括晚近对社会史研究的强调，显然都是受到美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的流行模式和趋势的影响。特殊地说，在东亚的整合性研究方面，东大的人文学改革是与日本学术界80年代后期以来“亚洲研究转向”是一致的，是受到此种研究发展的影响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93年开始出版至1995年全部出齐的七卷本的“从亚洲出发思考”（参看孙歌在《读书》上的介绍）的宏篇巨制，不仅被许多学校立即作为参考书，东大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 1995年即在“多分野交流”课程中设“‘从亚洲出发思考’的思考”系列讨论班课程，由该书撰写者轮流主持相关讨论，引起了相当多的注意。1996年度开设的“历史与地域—亚洲史中的日本殖民地”、“亚洲文化与民族主义”课程，都是在该书的研究框架引申出来的多学科交流的亚洲学研究专题。 

    东京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当然不能代表日本人文社会教育的全部，在有关哲学的教育方面，早稻田大学便与东大不同，其他学校也往往各有其特色。但以东大的地位和影响来说，该校近两年的改革及其所反映的日本人文学研究的变化动向应当是值得注意的。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有着自己的传统和理解，有在中国现代化过程遭遇的特殊课题，但在中国的人文学及人文学教育处在转型和摸索的今天，注意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及其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更是必不可少的。 



    我个人的专业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研究在日本和东大曾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哲学”也是东大的一个老专业，文学部一直有“中国哲学研究室”。甚至于80年代以前，东大有关中国的研究学会就称为“中国哲学研究会”。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东大中国哲学会改为“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并主办了水平很高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集刊（虽然学会的事务所仍设在东大老的中国哲学研究室），突出显示了以东京地区中年学者代表的、要求日本的中国学从传统的“汉学”模式（以及战后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中国研究模式）向欧美“中国研究”模式的转变的新潮流。现已拥有会员近1200人，其中与中国思想研究相关的学者约280人。1994年起，大学院的中国哲学专业和文学部的中国哲学研究室，皆将“中国哲学”改名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在这个改变中，“中国”虽然得到保留，而中国的“哲学”被消融在文化研究之中。与东大双峰并峙的京都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室”也随之改为“中国古典文献学”。1995年后，东京大学大学院改革的结果是，大学院里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又被“亚洲文化研究”专业的“东亚思想文化”专业方向所取代；就是说，“中国”亦复消融在亚洲研究之中。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日本民族重视经验研究的传统，日本国家当代的战略选择，这些因素各在此种变化中发生了何种作用，很难简单地揭示出来。但无论如何，这种变化将会对今后几十年的日本学术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面对并注意这种变化，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变化，作为以研究中国哲学自命的学者，我的心情自然是很复杂的。在这篇文章里，尽管我给自己的任务是描述这一变化而不是评价它，可我仍然想说一句，那就是，在当代世界学术交互影响的今天，亚洲人文学领域发展和扩大文化研究、社会研究、地域研究，是十分必要而且理所当然的；而另一方面，日本汉学的传统及其成绩，历来为世界学术界所公认，如何在发展新的研究模式的同时，又能继续发扬日本汉学的传统特长，恐怕仍然是日本新一代学者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