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用现代的观点来说，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可以归之为系统论。五行的金、木、水、火、土象征着五个子系统，十数分列五位（见上文《易传》引文）中，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东，四九据西，五十居中，单双对立，阴阳相得，展示的是五个子系统的差异性和连贯性。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指的是五个子系统互相生成、互相牵制的关系。五行中的五个子系统统领在大系统（太极分而为阴阳）的总框架之下，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相生相克的机制，是一个内部循环往复、“以他平他”的超稳定性思维模式。《类经图翼·五行统论》云：“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深刻地指出了它的本质在于中和、中庸。
本来，阴阳五行的思想来自于中国农业生产，是人民的劳动和生活所需而出现的一种科学性的探索。但是，文化史家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之上的。所谓宗法制，就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利义务的法则。”[9](第82页) 它来源于原始父系社会的家长制，其作用是对外要维持家族成员血缘的纯正性，以分清亲、疏，远、近；对内要通过分清尊卑长幼，权利义务，维持安定的局面。
众所周知，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阶级矛盾是层出不穷的。但是，这些矛盾受到了两个方面的重要消解：第一，由于儒家伦理教化的真正落脚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个体意志的追求都是为了家族的显达，光宗耀祖，而追求的内容又都是在“四书五经”的指导下去作君主的忠实臣民，“立德、立功、立言”，这就从内在的规定性上抽去了个体意志的自由性、多样性、丰富性，使意志间的冲突在本质上不是对抗性的了，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全国上下本来就只有一个意志。这就是《荀子》反复强调的“定于一”。意志的自由性、多样性和丰富形是戏剧生成的根本前提，没有这种前提，戏剧的生成是完全不可能的事。第二，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与真正的个体之间的意志冲突具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即便是有什么矛盾，也是在君权控制之下的矛盾，并不具有意志的冲突性。而且即便矛盾真的出现了（只要不违反君权的最高利益），统治者也会采取“以他平他”的手法把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从此以后消声匿迹，大家的脸上一片喜气洋洋，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样。这种社会中的矛盾就像一个万花筒中五彩缤纷的花，虽然斑驳陆离，但是是抓在一只无形的手里的。因此，五行要归于阴阳，阴阳要归于太极。太极就是皇极，就是最高的、层层把关的、纵横交错的神权、君权、族权、夫权。
因为一统天下，所以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都控制在君权（在家族内部就是族权、夫权）的总利益之下，也就是说，中国的统治者要在现有矛盾的内部自我消解矛盾，而不是突出矛盾，更不是扩大矛盾，弄得最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用《易传》的话来说就是：“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应该说，这正是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古代盛行不辍的最关键原因。很明显，戏剧的精神中揭示矛盾，在矛盾激烈冲突的过程中突显人物意志张力的特性与这种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思维方式是针锋相对的。
阴阳五行思想的社会政治意义还在于，它的本质是在变化、在冲突中求稳定。它有充分的涵摄能力，承受能力，但是，它的内核是“中和”。它在是与非之间，追求的不是真理的客观实在性，而是大家各打五十大板式的相安无事。 因此，有人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种没有出现断代的文明，固然有其他许多因素，但是，这种阴阳相推、相生相胜，彼此依持，超拔以为“中和”的思维模式，起到了最为深刻、最为本质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的浅见是，中国古人的人生价值并不是为了追求客观真理的神圣性（这是中国古代实证科学不发达的关键原因），而是追求家族的传宗接代、国祚的稳固绵长、生命的健康长寿。因此，当重大的矛盾出现以后，中国古人首要的思维指向是怎样平息事端，而不是打破沙罐问到底，必须弄出个谁是谁非。即便是知道谁是谁非，为了暂时、当下的稳定局面，统治者们也会装聋作哑，视若无睹。
当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走上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君权专制的道路之后，宗统与君统就连成了一张漫天的大网，中国人就成了无数的社会伦理关系中的“连接点”，它们彼此牵制、彼此依存的关系就像阴阳五行中的子系统一样，顺之则生，逆之则亡，在圜道上循环往复地“阴阳相推”。而与此相照应，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就使全国上下的人都采取了一种“中和”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事情，统治者采取“中和”思想，可以萌生宽恕，做事不要太过分的心态；老百姓采取“中和”的思想，可以忍受生活中的痛苦，特别是统治者对自己的盘剥。他们承认矛盾，但是他们的思维指向却是在“中和”的指引之下的化解矛盾，他们追求的是超常的稳定。因此，在阴阳五行的涵盖下，就不会允许任何揭示矛盾、突显矛盾的事物发生，例如，由原始狩猎舞蹈演变而来、展示人与兽之间、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原始戏剧就只能走向绝灭，不可能具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因此，中国的先民们因为宗法血亲制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视野”（Horizontverschmekung）和“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 接受能力、知识结构、文化心理等等）④ 在现实的彼此牵制、互为依持的关系中，把阴阳五行的思想方式推而广之，把这种思维模式与社会的结构形态、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起来，使之成了一种涵盖天地万物、一切事物的基本方法，构成了在中国文化史上贯彻千古，深刻影响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宇宙人生生成路径：太极→阴阳→五行→万物，从形而下的对物质起源的探讨，上升到形而上的思想律：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国语·郑语》）到了邹衍的时候，就在理论上总结出了一整套五行“相生相胜”的构架：金→水→木→火→土→金（相生）；水→火→金→木→土→水（相胜），形成了涵盖天地万物的“五德终始”说。
五行配位系统基础上的五德终始学说的本质在于“循环”。《周易》的书名本身已经透露了这种循环性特征。《小尔雅·广言》曰：“周，币（匝）也。”《广雅·释言上》：“周，旋也。”先秦时期经典中“周”字的意思大都是“环”、“复”、“绕”等，所以，阴阳五行思维就其运动的轨迹来讲，就是旋而复回，绕圜环旋，终而复始，绕行周天。用《易传》的话来讲就是“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岁成焉。”是一种被《吕氏春秋》称之为“圜道”的模式。圜道的本质在于封闭，在于周而复始，像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一样，换汤不换药。戏剧的最大特点是在情感的激荡之中，在意志的斗争之中，一直跌宕起伏奔向结局。所以，戏剧的灵魂在于创新，在于奔向未来的精神！这是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在其巨著《情感与形式》中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这种奔向未来的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圜道”模式是不能相容的。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里，笔者讲述到了戏剧的三个规定性。走笔至此，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以宗法血亲制和君主集权制为基础的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与这三个规定性是针锋相对的，是导致中国戏剧晚成的根本性原因。
注释：
① 至少公元前2世纪印度戏剧已经萌芽；大约公元元年前后，印度古典戏剧已经成熟；大约公元4世纪至5世纪，印度最优秀的戏剧作品《摩罗维迦》、《广延天女》、《沙恭达罗》已经诞生，其中《沙恭达罗》至今都还享有世界性声誉。甚至公元2世纪经过许多人补充、修订的积世之作《戏剧论》（又译《舞论》），已经完全定型。
② 关于中国戏剧何以在宋元时期出现这个问题，拙文《从戏剧的起源看戏曲的改革》（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696页）中从“阴阳五行”、西域歌舞艺术的大量涌入、元蒙时期传统文化出现断层、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③ 这两个名词是由加达默尔提出来的，他说：“理解活动乃是个人视野与历史期待的融合。”见H.R.姚斯（德国）、R.C.霍拉勃（美国）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周宁、金元浦译本）第323页。
[参 考 文 献]
[1] 顾颉刚.阴阳五行说及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A].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别林斯基.诗的分类和分型[A].别林斯基论文学[M].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8.
[3] 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J].责善半月刊，1941，（2）.
[4] 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四方神名与风名[A].微居甲文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
[5] 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J].复旦学报，1956，（1）.
[6] 常正光.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A].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7] 辞源修订组.辞源[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8] 庞朴.阴阳五行探源[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4，（3）.
[9]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